“随着帝国百姓平均体魄素质的增长，随着以大复仇、大一统、扩张拓展思想为核心的帝国文化的深入人心，民间的厮杀、斗殴等事件频频发生。”御法院法务总理大臣王夫之上书道：“不利于帝国治安，不利于民间稳定，不利于人道发展，恳请陛下下诏立法，杜绝此类治安事件根由。”

对于王夫之的折子，嬴翌看了便丢在一边，然后召集阎尔梅、王夫之等易阁辅臣商议。

“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嬴翌淡淡道：“子夏亦曾问夫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答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又道：“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孔子曰：王道复古，尊王攘夷。十世之仇，犹可报也。”

见诸臣默然，嬴翌又道：“朕赋予百姓报仇的权力，就是要给百姓一把保护自己的刀，让那些为所欲为的人有所顾忌。王卿的折子朕看过了，如许年来，民间确多有复仇而杀斗者。或为父母之辱，或为亲朋之义，朕以为可也。不过王卿之言，亦未尝没有道理。复仇归复仇，须得不能扰了律法秩序。”

“设共天台，以为杀斗之所。”

共天，不共戴天。复仇之所。

归人道监之下，以府为单位，一府设一台。若有父母受辱、亲朋被欺者，于共天台约斗，或以胜负，或以死活。

杀斗之后，恩怨一笔勾销。

自然，其中涉及许多细节，皆有中枢元灵查实。约斗双方，要有必然的理由方可杀斗于共天台上。

共天台的适用范围，局限于民间。至于官员为非作歹，实际上不需百姓复仇，嬴翌早将其拿下——中枢元灵一月一次的人道功绩监察不是闹着玩的。

再则百姓向官员复仇，多半是不成功的。官员享人道便利，便是寻常的小吏，也极强大。百姓必然不敌。

反倒是民间的恶霸、为非作歹的歹人、为富不仁的富商，这些人才最有可能祸害百姓。而他们并无官员便利，就个人而言，并不比百姓强大。

有中枢元灵居中查实，亦不必担心有乌龙事件。

因此这项政策很快落实下去。

说起来嬴翌早就等着官员上这样的折子了——帝国文化的核心思想，类似于强汉，趋近于公羊春秋。其中讲究一个大复仇主义。

这便使得民间百姓极为彪悍，刚烈，有极强的战斗力。

便是到汉末时期，这样的事也层出不穷。夏侯惇曾为师报仇，杀人于市。典韦曾为友复仇，杀人于家。

可惜到汉末时候，大复仇主义已经凋零。但官府对于复仇杀人事件，大抵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强汉之后，诸夏的文化思想的发展，逐渐偏离原始的古典的儒家思想，一次次的阉割，令百姓成为绵羊，不复彪悍刚烈血性。于个人忍气吞声，历来顺受。于国家软弱可欺。悲也诚哉！

然而这是一种趋势——历朝历代，官员若失了守卫，与百姓有何异处？一根棍子也能打死。富商、豪强、恶霸、劣绅亦有何异？一根棍子能打死。因此他们联合起来，要把这种威胁到他们自身的东西，一刀切掉。

这就是思想阉割的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