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洋的确很有管理才能，她有一整套管理规定，比如：每个到七号院别墅来卖淫的小姐，要先交5000元人民币的押金、1000元人民币的管理费，00元饭费。嫖客每**1次，收费1100元，事后刘春洋返还给小姐550元。小姐不可以直接向客人要钱，不可以和嫖客吵架，要让嫖客满意，小姐也不能要客人的联系方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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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七号别墅每天晚上8点前后是高档车进入最多的时候，11点以后，高档车陆续离去，1点左右，“模特们”坐上班车回各自住处，女主人刘春洋最后检查完毕后通常自己驾车离开。她们从不在别墅内过夜，刘春洋在朝阳区花家地另外租了一套简单的两居室，和在别墅当服务生的表弟冯军住在一起。当时这个花园租售出去的别墅并不多，住户比较少，灯火寥落，所以七号别墅显得格外招摇。</p>

事实上，根据法院事后调查，刘春洋没有任何惊人的背景，她敢于冒这么大风险完全是凭着自信和大胆，用主审这一案件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天民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她不走上这歪路，恐怕会是一位杰出的女职业经理人。”</p>

在查抄了七号别墅之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们在七号别墅蹲守了将近两周，由一位女警负责接电话，当对方问到是否营业时，她告诉他们一切如故欢迎光临。别墅保安也面不改色地放行，唯一不同的是从那天起，刘春洋和张芳菁再也没有出门迎客，但是，多数来客忽略了这个细节。到警方收队为止，共逮捕了约56位客人。</p>

七号别墅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任何掩护手段。李天民介绍说：“不像一般歌厅、发廊或洗浴中心等有别的服务业做幌子，它纯属于性服务场所，用旧社会的话来说是个窑子。”无独有偶，当时见诸报端关于七号别墅的简短消息中也曾重新启用过“妓院”这个被历史注销的名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