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发布在罗马帝国中，各个行省的情况差别很大，它们所受的待遇也不全相同。例如，对于设在西西里的行省，罗马派一个总督去统率那里的罗马军队，并掌握那里的最高审判权，另外派两名财务官主管财政税收。总督和财务官都是每年一任，他们的手下并没有整套的官僚机构。当地的事，仍然由从属于罗马总督的各个小邦自己管理。行省对罗马的最大义务就是向罗马纳税，西西里省的定额是交纳收成的110。又如埃及则属于皇帝的私产，由皇帝派总督统治。总督和财务官等高级官员由罗马人担任，人数很少，他们有一批希腊人出身的官吏和包税人作为帮手。在广大的基层，埃及人的原有机构则继续存在。在公元1至2世纪时，不少行省里都兴起了一批自治或半自治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一片或大或小的土地。总之，在罗马的行省体制中，不同程度的地方自治相当广泛地存在着。

fu发布汉朝的郡县制则是中央直接统治地方的一整套行政系统。郡有郡守（后改称太守）和郡一级官员若干人。郡以下是县，县有县令（小县称县长）和县一级官吏若干人。他们都由国家任命，并按制度从国库领取俸禄。县以下为乡，乡的“三老”是由地方长官从当地民众中选拔出来的，受命管理本乡，也从国家领取俸禄。汉代中国没有任何自治或半自治的城市。汉武帝以后，诸侯王国也名存实亡了。只有在西域这样的边疆地区才没有推行郡县制度。因此，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程度来看，罗马帝国与汉代中国是难以比拟的。

fu发布第三，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自也都有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主要的地位。这是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就具体情况来看，两个大国在民族构成上的区别是很大的。

fu发布在罗马帝国中，罗马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主要地位。什么是罗马民族呢？那就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仅在语言、经济和文化上与罗马人关系密切，而且是和罗马人共同打下帝国天下的核心力量。罗马人把意大利以外的人（希腊人作为罗马文化的前导者例外）称为“蛮族”，这也说明他们把意大利人和自己视为同一民族，而其他人则是异族。这个罗马民族在帝国政治中无疑处于优势地位，但是他们又有其明显的劣势方面。首先，他们在整个帝国人口的比例中只占少数。据一种比较适中的估计，整个帝国人口约5400万，意大利约有人口600万，只占总数19。二则，在罗马帝国中，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是东方的各民族，有着杰出的文化贡献的是希腊民族，而罗马民族，除了在法学上作出突出贡献之外，在文化史上的建树是不大的。三则，在帝国中所谓的罗马化也是程度很浅的。在帝国东部，通用希腊语，是所谓希腊化的世界；在西部，通用拉丁语，才是所谓罗马化的世界。而且不论在东部或西部，拉丁语或希腊语（除在意大利或希腊外）只是通行于政府机关和城市之中，在广大农村则仍是各地语言的世界。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实际是不统一的。

fu发布在汉代中国，汉族居于主要地位。汉族是由先秦时期的华夏族与夷狄各族融合而成的。原来在中原地区华夷杂处的现象相当普遍，在春秋时期还有华夷之间风俗不同的语言不通的问题。可是到战国时期，夷夏的区别在中原广大地区基本消失了。例如，中山国本是狄族一支鲜虞人所建，可是如从河北平山所发现的战国时期中山王墓中的铭文来看，那是看不出他们与华夏族有任何差别的。这个华夷交融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到了汉朝就称为汉人，也就成为汉族的开端。在汉代中国，汉族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中的大多数。《汉书·；地理志》中记录了公元2年（平帝元始二年）时中国人口的总数（59594978人），又记载了各郡国的人口数字。中原汉族居住各郡人口数字总和，比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边郡人口数字总和显然多得太多了。再从西汉早期曾经严重威胁北边的匈奴族来看，“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1。后来部分匈奴人内附汉朝，成为汉代中国的重要少数民族之一，可是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很小了。汉族人口在汉代中国占大多数，这是罗马帝国不能比拟的。汉族不仅在人口上是国家的主体，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国家的中坚。先秦时期的灿烂文化和汉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创造这一文化的主体民族也是前后一贯的。汉代统治者把儒家学说定为正宗，用统一的思想来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就更不是罗马帝国统治者所能做到的了。

fu发布（三）汉代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古代东西方之间有一条重要商道，即“丝绸之路”。可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只有葱岭以西一段业已开通，而葱岭以东中国境内一段却尚待开拓。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月氏，中遭匈奴扣留，至公元前126年方归。公元前121年、119年，霍去病、卫青两次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使匈奴远走漠北，这时张骞又奉命出使乌孙（在今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司马迁把他的两次出使称为“凿空”，正是因为他第一次走通了前人未曾开通的道路。

fu发布张骞所走通的“丝绸之路”的东段，据《汉书·；地理志》所记，有两个分支。“自玉门、阳关（今敦煌西）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傍南山（今阿尔金山、昆仑山）北波（循着）河（指二山以北诸河）西行，至莎车（今新疆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今新疆吐鲁蕃西）随北山（今天山）波河（指今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奄蔡（约在今咸海至里海间）焉”（原作焉耆误）。这两条道都在天山以南，简单地说，北道在塔克拉马干沙漠以北沿塔里木河西行，南道在塔克拉马干沙漠以南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有河水之地西行。张骞第一次出使，去时从匈奴脱身经大宛、康居、大月氏而至大夏，所走的可能是《汉书》所说的北道；回来时“并（傍）南山”，则所走的肯定是《汉书》所说的南道。两道都由张骞开通。其实在这两道以外，天山以北还有一条道。张骞第二次出使，从内地直到乌孙，又从乌孙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这样，他们就又走通了天山以北的一条道，只是在《汉书》里对于这一条道没有作具体的记载。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曾于公元97年派甘英使大秦（罗马）。甘英已经到安息西界，准备渡海，被安息西界船人所劝阻，未能实现。这是汉代中国使者在“丝绸之路”上达到的最西点。

fu发布“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的丝绸大量运销于西方，在罗马成为贵族富人们普遍使用的衣服和帘幕材料。此外，中国的铁器、漆器等也输入西方。罗马帝国玻璃器皿、毛织品，印度的宝石、香料等也通过这条路而输入中国。此外，佛教也是经由这一大道而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与佛教同时传入的还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

fu发布除了陆路以外，《汉书·；地理志》篇末还记载了一条汉通西方的水路。出发地是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船行约五个月，到都元国；又船行约四个月，到邑卢没国；又船行约二十余日，到谌离国；再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又船行两个多月，到黄支国；“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一条路上各个国家的具体地点，学者们考证兼推测的结果颇有不同；唯黄支国在今印度东南部马德拉斯附近和已不程国在今斯里兰卡，学者们大都是同意的。

fu发布这样，这条海路大体可推定为从出发地沿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海岸南下，在马来半岛东岸某处登陆，到西岸再乘船西行至印度。印度的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是西汉时中国航海家所达到的最远点。《汉书·；地理志》所记这条路的回程，不再中经陆路，但总的行程时间加长，那大概是绕过马六甲海峡的缘故。这条海路是重要的，尤其在陆上“丝绸之路”不通的时候。例如印度（天竺）在汉和帝时曾多次派使节经陆路来中国。到东汉晚期西域路断，公元159年、161年，印度使节就改从海上来了。公元166年，罗马使节访问东汉，也是从海路来的。

fu发布张骞、班超的出使西域，罗马使节之来华，陆、海两路中西交通的开辟——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表明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往来，中国古典文明与西方古典文明的交流翻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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