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雅走了。

我拨通严志的手机，才知道县选派办通知这个星期天开会。同时，我在给家里联系时，也得知我的小孩生病住院的消息。张富友和张子腾带着张思雅去亚细亚逛商场去了，说有河南省“梨园春”剧组在商场搞活动。

我一个人呆在旅馆里，与几个朋友通了一阵子电话，还是觉得有些百无聊赖。屈指而算，出来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我对于这次出远是本着想与张富友搞好关系才出来的，也许是自己当年创作历史小说时涉及到襄阳和合州吧，但我潜意识里又有和张思雅接触一下的想法。刚才和张思雅说了那么多不着边际的话，至于为什么，也许是张思雅的清纯和洒脱，令我有一种不能自抑的激动。尽管我暗骂自己的卑微，但我一想到张思雅就会有一种神圣感。这是我多少年来都绝无仅有的一种感觉。我在与张思雅在一起的这几天里，她也似乎有意无意地向我作出某种暗示，但她的率真令我很难对她有非份之举。有时她会有意无意地碰一下我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者对我做出某种亲呢的小动作，但之后她便会很长时间对我敬而远之，有时干脆不搭理我了。这令我越发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我本来就有文人情绪，平时也挺喜欢附庸风雅的，对才子佳人的故事更是潜移默化牢记在心，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对张思雅已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家里人告诉我生病住院的是我的正在上初中二年级的大孩子。我一想到自己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便觉得自己再对妻子岳芳之外的女人有非份之想都是一种奢望，或者说只能是幻想，是欲望。我觉得自己可以和朋友一道去风花雪月，但不能去作践张思雅，不管用任何方式和行为，都不可以去作践张思雅。我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我暗自嘲笑自己对张思雅的一见钟情，同时，我也哀叹自己过早的青春已逝。自己现在是有家室的成年人，而张思雅正是如花似玉，青春飞扬。她的情爱天空一定是彩虹绚丽，凤翔鸾集。我觉得眼角有些清凉，用手揩一下，才发觉自己流泪了。

推开窗户，能看到街市上比肩继踵的人流，我感叹着大城市的繁华，我想到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蜗居在家乡的那个小城，真有点象井中之蛙了。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我觉得这一次和张富友一块出来都是对的。这么多年来很少出门的我有一种少有的冲动，我差不多翻遍通讯录把所有能联系上的朋友和熟人都通了电话，而且，我的语气中还流露出一种浅浅的得意：我在山城，我们几个人要地西部，去重庆。当对方问我去干什么时，我便自豪地回到，去西部考察。

列车离开郑州时，我还沉浸在与朋友通话的激动中。张富友似乎有些困倦，他微闭着眼睛不说话。张子腾总是在车厢里不停地乱窜，走累了，回到座位歇一下，又一个车厢接一个车厢地溜达去了。张思雅象个孩子似地缠着我讲故事，这令我很尴尬，其实，我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有时还表现得有些木讷。讲起故事来的我有点象传经布道，毫无倦意的张思雅也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我说，从前有一个庙，庙前的石狮子在场大水过后不见了。一个小沙弥说，石狮子被大水冲走了，到下游一定能找得到。但是，结果令庙里的僧侣们很失望。另一个沙弥说，石狮子一定在庙门下方，但是，僧侣们挖掘很久也没有找到石狮子。思雅，石狮子跑到哪里去了呀。张思雅格格地笑起来，她笑的声音很清脆，声音也很大。张富友睁开眼睛，不满地瞪一眼张思雅，又满怀妒忌地望着我。

“王书记，你不想睡一会吗？”张富友说。

“张书记，打扰了你睡觉，真是不好意思。”我掏出烟，递向张富友，见张富友摇一下头，便兀自点燃后吸起来。

临座的几个人对我抽烟很不满，我似乎没有察觉到人们不满的情绪，依然大口大口地抽着烟。张思雅起身去了洗手间，我边抽烟边不停地张望着张思雅的去处，就在这时，有人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我回过头，见是一个身穿制服的中年人。我问他什么事，对方声称自己是列车长，并示意我跟随他走。列车长问我知道为什么把你叫来吗，我摇晃一下脑袋不作声。列车长说，你抽烟了，要罚款300元。我这一次出门装的钱的不多，买了手机，已经没有多少闲钱。从市里到县里，在墟圩子呆了几天，又到山城过了一个多星期，我知道自己早已是襄中羞涩。列车长见我不说话，又听到对讲机里传来“车到安阳”的声音，便起身走出门外，让我跟他一块下车。列车长拍一下我的肩膀说，小兄弟，我看你是个老实人，就不罚你了。瞧，去给我买一瓶啤酒几根麻花吧。我问需要多少钱，列车长说也就是十几块钱吧。我点下头去了。等到我买好列车长所需的东西后，列车已经徐徐开动。我急忙奔跑，但列车的速度却越来越快，直至把我一个人抛在站台上。我望着驰骋而去的列车，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站台上，过了好久，我才想起和张富友打电话。但是，令我失望的是张富友和张子腾都关机了。

天色渐渐暗暗下来，我又冷又饿，嚼了几根麻花，想把啤酒扔掉，但又觉得可惜，便用牙齿咬开啤酒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翻了下通讯录，我查到有一个叫刘克义的河南人曾和我有过交往。还是在香港回归那一年我们在北京开笔会时认识的。那时北京文化部有一家下属文化公司，不知从哪里弄到我的通联方式，告知我可通知书到北京玉泉宾馆报到，说是开一个全国性的文学青年创作笔会。当时我欣喜万分，对学校领导讲自己也能算得上省级作家了，并向校领导出示了一下自己的作家证件，希望校领导能批准他去北京开会。校领导同意了，但签字报告上注明经费自理。我拿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钱，和市里一个乡村教师，也就是诗人晓涵一块到北京后，才发现玉泉宾馆那一场所谓的笔会是一场骗局。举办方先是说笔会邀请了令与会者都是耳熟能详的全国知名作家讲学，还有歌星和影星前来联欢，并有国家领导人前来看望、留影作纪念。在窄干了所有与会者的钱财后，那草台班子便卷钱而去，令好多与会的文学青年是扒火车回家。我就是那时认识刘克义的，他给我留下的电话是0379，4905917。我拨通了这个电话，但接电话的人说老刘到义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