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厅内，座上客不多，计有礼部左侍郎夏新权，都察院监察御史江日彩，给事中杨涟，广东举子袁崇焕，北直隶河间府举子杨澜，魏好古。

杨澜自然是随夏新权而来，魏好古则是随江日彩而来。

万历四十二年，江日彩从江西金溪知县的位置上赴京应科道官考选，第二年，他担任了都察院浙江道监察御史，在任上，他向朝廷呈递了请求开释流放浙江的犯官，广开选拔贤能官员的奏疏，魏好古父亲的一位之交好友因此而被开释，因为这件事情，同样身为监察御史的魏父与江日彩走到了一起。

这一年的五月，发生了一件大事情，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挺击案。

在挺击案中，时任京官还未外放的魏父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广大朝臣的这一边，通过这件事情，他和江日彩成为了知交好友，魏好古进京赶考，江日彩自然要将这个世侄多多提携了。

这次江日彩之所以要设宴招待杨涟和夏新权，为的就是向他们介绍袁崇焕和魏好古两人。

夏新权是礼部左侍郎，翰林学士，本科大比的主考官就翰林院，且在礼部兼职，夏新权对其文风非常的了解，当然，江日彩并没有科场舞弊的意思，不过，让袁崇焕和魏好古在夏新权面前混个脸熟也好啊！

杨涟之所以成为江日彩的座上客，却又是另一番原因了。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属湖北广水）人，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进士，初任常熟知县，因考选清官第一，入朝任给事中。

杨涟是湖广人，却非楚党人士，而是东林党一员。

所谓东林党乃顾宪成所创，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及其弟顾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

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杨涟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林”方兴的时期，他对于顾宪成等人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势、敢于訾议朝政的气节非常敬佩，每遇东林讲会，他一定千方百计赶到无锡，与东林诸君子探讨性理之学，共商治国之道。彼此志同道合，逐渐成为东林党的后起之秀。

江日彩，杨涟，夏新权三人年龄相仿，又都是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出身，又同在东林一党，三人都是自律清廉之辈，故而私交甚好。这次江日彩宴请诸人，除了向杨涟和夏新权介绍袁崇焕和魏好古之外，也是想借这个机会聚上一聚，最近，因为辽东战事，作为兵部给事中的杨涟忙得是不可开交，三人已经很久没有聚会了。

待夏新权，杨澜落座之后，江日彩就唤小二入内，开始上酒上菜了，酒菜备齐之后，江日彩就端起了酒杯，行了个祝酒词，不一会，席间就热闹了起来。

说是热闹，自然不是像凡夫俗子那样挽起衣袖，露出手臂，划拳鼓噪，也不像楼下那群举子一般，高谈阔论，大声高气，唯恐旁人不知，所谓热闹，只是不冷场而已，大家都有话题可讲。

一开始只是提及到袁崇焕，魏好古，杨澜三人的学业，江日彩，夏新权，杨涟三个科场前辈向他们讲述自己参加会试时的情况，要注意哪些事情？要避讳哪些事情？该如何选择答题的时间等等。

后来，话题就转到了现在正在进行的辽东战事。

杨涟虽然是兵部给事中，然而，他却不通武事，身为监察御史的江日彩年少时读过几本兵书，对战事的了解也仅此而已，夏新权身为礼部左侍郎，在这些人中间官位最高，但是，对于武事他最为一窍不通。

于是，这就给了袁崇焕，魏好古，杨澜三人表现的机会了。

三人之中，魏好古最是沉不住气，谈到辽东战事，他按捺不住，最先开口说话，话音一起，就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魏好古并非沉不住气的人，然而，不晓得为什么，一见到杨澜，他便有些失去常态，虽然，他在和杨澜交谈时，脸上都是带着微笑，其实，心里面却在咬牙切齿。在他看来，对于辽东战事，杨澜恐怕是一无所知，在这件事情上能压杨澜一头，他感到无比的兴奋。

所以，他抢先开口说话了。

对于辽东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魏好古的了解不多，对于武事他擅长的也只是纸上谈兵，他在席间慷慨陈词，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种表现吧？

通过对敌我双方实力的对比，魏好古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辽事不足虑，数十万训练精良的大军压境，蛮夷头子除了选择跪地求饶，俯首称臣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听了他的一席话，江日彩，夏新权，杨涟三人面带微笑，拂着下颌的长须，连连点头，不过，他们心中究竟是怎么想的，就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

魏好古说出自己的见解之后，就轮到杨澜和袁崇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