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因为大明辽东萨尔浒一战败北，朝堂上暗潮汹涌，各个党派借着这件事情暗中积蓄力量，准备攻击敌对势力，很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翰林院中也是有着不同派系的，他们分别以同乡，同年，同党为根基，集结为各个小集团，上下串连，左右勾结，那些才进入翰林院的庶吉士们也没能逃过去。

他们有的在未进翰林院便有着各自的背景和依靠，进了翰林院之后自然在各自党派前辈的率领下，挽起袖子，伸出手臂，准备作为马前卒向敌对势力发起攻击。

那些入翰林院之前仍然没有自己归属的庶吉士便成为了各个党派人士拉拢的目标，纷纷以同乡，同年等关系前来拉拢，为本党积聚力量，壮大势力。

乡试的时候，杨澜的授业师傅乃是舒小婉的父亲舒城，舒城在京城为官的时候，奉行君子不结党的处事方针，因而算是个无党派人士，这也是他轻易便被魏好古的父亲弹劾去职的原因，因为，魏好古的父亲后面有着一大帮人支持他，而他只是个孤家寡人，没有人帮他出头。

所以，杨澜也算是个没有背景的人。

不过，在保定府乡试的时候，与东林党关系亲近的主考官周进选了杨澜为解元，顺理成章，他也拜了周进为第一个座师。之后，在周进的介绍下，他拜访了同样和东林党走得很近的礼部左侍郎夏新权，得到了夏的赏识，介绍他认识了一些东林党的要员。会试的时候，主考官乃是出自东林的翰林大学士韩广，韩广也就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座师。

故而，杨澜身上其实带着很深的东林党的印迹。

然而，殿试地时候，杨澜的那份策论引起了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的不满，虽然。凭借那份策论，他得到了万历帝的赏识，被钦点为状元，却几乎将所有的文官都得罪干净了。这种情况下，才进入翰林院，他便被打发去了藏书楼当一个图书管理员。在这件事上，应该算是他靠山地东林党人士不仅没有出言帮他说话，甚至，强烈建议将杨澜冷处理的偏偏是他们。像韩广，夏新权这些和杨澜走得很近，甚至在他写出那份惊世骇俗的策论之后仍然对他寄予厚望的大人们也就不好为他多说什么。

所以，从某种角度出发，杨澜相当于被东林党人士放弃了，这个时候的官场党派并没有什么政党纲领之类的。否则，杨澜或许会得到一张**通知书吧？

和杨澜不同，冯铨乃是一个真正的无党派人士。在未考中进士，入翰林之前，他几乎毫无背景可言。

当时。朝堂诸公皆为南方人士。其子弟也多出自苏杭浙等地。冯铨地父亲冯盛明也是进士出身。却因出生北地。在朝堂上孤立无援。最后被派去担任武职。成为了被文官鄙视地武将。所以。冯铨虽然出自官宦之家。在整个文官系统中。却也算是没有什么依靠。

在这紧急关头。不是更上一步。就是堕入深渊地紧急关头。各党派地低级官员们比以往活跃了许多。四处拉人以壮声势。冯铨自然也成为了那些人地目标。

面对那些人地拉拢。不管是哪一个党派。冯铨都微笑应对。左右逢源。在没有看准之前。他还不想贸然落注。

面对朝堂上地纷纷扰扰。杨澜视若无睹。他并没有借这个机会窜出来。寻求东林党或是其他党派地注意。借他们地力跳出藏书楼这个清水衙门。相反。他更加沉默了。绝不主动前去和别人交流。一早到了翰林院。便躲在藏书楼内。认真地做着自己地事情。到了下班时间。便准时离开。有时候去巧夺天工。江南春看看。大多数时间却是径自回家。

除了周延儒。冯铨等少部分人偶尔回来藏书楼来和他谈话聊天之外。很少有人会特地前来拜访他。他就像被众人遗忘了一般。

当然。那些人并不是真正将他遗忘了。

因为，朱由校隔三岔五便会前来翰林院和杨澜一聚，一个和皇太孙的关系如此亲密的人物，只要稍有政治抱负和野心的官员又怎会将其忽视呢？

那些其他党派的人之所以不来拉拢杨澜，主要还是担心他身上地东林党背景，既然，他愿意在藏书楼中度日，不想出来淌这趟浑水，那便由他吧？如果真的将他拉拢过来，他却暗地里为东林党通风报信，那便不妙了，所以，一动终究是不如一静啊！

而东林党那些人之所以不来拉拢杨澜，自然也是有着他的原因的。

东林党虽然名为党，实际上，他们和后世的那些党派不同，没有严格的政治纲领，没有完善的党章制度，其实，只是一个以地域为主的松散的团体而已！

在如今地东林党内，大致有着两派。

一派是以叶向高，张鹤鸣，王在晋，韩广，孙承宗等人为主，这些人要不身居高位，要不就是太子，皇太孙的老师，在詹事府任职，前途不可限量，故而，他们算是稳重一派，在党争中，讲究稳步向前的方针，不喜激进，冒险的斗争策略，他们应该是东林党中的保守一派。

另一派则是以左光斗，杨涟，谬昌期这些人为代表，他们大多数为年轻的低级官员，最高也不过三品，四品，他们渴望着能够更进一步，希望能爬到更高的位置上去，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是政治野心，他们喜欢采用激进，冒险的策略，因为他们位卑官低，没有什么害怕失去地，为了利益，或是他们心目中地至尊无上的大道，他们敢于豁出性命，奋力去拼搏，他们可算是东林党中地激进一派。

虽然，他们分为了保守和激进两派。但是，他们的关系却并非水火不相容，他们的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单纯以政治理念和态度来划分则过于简单了。

不要说这种党内的关系，就连党派和党派之间的关系和非常复杂，有时候为了一件事情斗争得你死我活。有时候又像掺和了蜜糖一般，好得不得了，共同对付另外地势力，官员和官员之间，就算分属不同的党派，他们也可以是知交好友，就算同属一个党派，也可能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总之，万历四十七年的官场。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漩涡，若是你不够沉稳，稍微不慎。便会被这漩涡卷走，消失得无影无踪。

正因如此，东林党内部对于杨澜的态度便多种多样了，有地希望拉拢他，借助他和皇太孙良好的关系，在内廷拉来强援；有的却仍然对杨澜极为鄙薄，认为和这个以商贾之道来和治国相提并论的家伙，不配与自己同列在朝堂之上，务必要将其置之死地。不许其有任何喘息翻身的机会，若是日后皇太孙登基，那还得了，那时这个杨澜若是得志，以他的理念来治理国家，大明朝危矣！理学的传承危矣！圣人的大道危矣！

这便是在这关键的时刻，没有东林党人士前来寻杨澜地原因。

杨澜也乐得如此，他知道，不管是东林党。还是其他党派，他们以为可以借着这次萨尔浒大败的机会，抓住首辅方从哲的把柄，将其逐出朝堂，自己等人好取而代之，这样地盘算虽然美妙，最终却只能徒劳无功而已！

因为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皇帝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