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占大邱后，裴承毅让前线作战部队暂时停止进攻。

原因无二，物资运送速度跟不上作战需要，发动下一规模进攻之前，必须囤积足够的作战物资。54军没能参与攻打大邱的作战行动，就是因为运送到浦项的作战物资即将告罄，无法让更多的部队参与进攻作战行动。

仅仅80个小时，3个军、8个独立旅就在战斗中用掉了大约70万吨作战物资！

虽然还有大约100万吨作战物资到达战区，但是均存放在荣州以北地区，无法及时运送到作战部队手中。

前线作战部队接二连三的出现后勤保障不力的情况，引起国防部高度重视。

准确的说，是引起了王元庆与顾卫民的高度重视。

从第一次战役开始，后勤保障就是部队作战的最大瓶颈。虽然每次制订战役计划时都会着重考虑物资消耗，甚至多准备15%到25%的战斗物资，但是每次战役打到半路，都会出现作战物资紧缺、前线部队不得不停下来的情况。朝鲜国防军南下参战后，宗应仁从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按照王元庆与顾卫民的吩咐，宗应仁在国防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对作战部队的物资消耗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初步调查非常简单，将各部队的物资消耗情况汇总就能发现问题。

消耗物资最多的不是担任地面进攻的装甲部队与低空突击部队，而是独立炮兵旅。

截止2月7日，三次半战役中，炮兵消耗的弹药占前线部队消耗总物资的55%，弹药类物资占所有物资的65%。因为电动装备大规模普及，所以油料占的比例不到10%，其他物资仅有25%。所有消耗的物资中，还没有包括作战部队在前线缴获的战利品。按照各部队提供的数据，前三次战役中，缴获后用于消耗的物资占到补给物资量的20%以上，大都是油料与军用食品。由此可以得出，后勤保障的缺口在20%到50%之间。

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物资，军队就无法打仗。

随着调查深入，问题渐渐浮上水面。

导致物资消耗严重超标的主要原因是炮兵在战斗中未严格按照规定作战，特别是在前线部队提出火力支援请求时，炮兵往往会“额外”提供50%到100%的炮火打击力度，某些时候甚至会增加200%以上的炮击密度。

比如，在对1个分散防守的步兵营进行炮火压制时，按照共和国陆军的作战守则，炮火打击持续时间为5分钟，标参炮击密度为100米{也就是瞄准时弹着点间隔距离为100米}，消耗炮弹150到200发，一个炮兵连的12门大口径榴弹炮进行1到2分钟短促射击就能完成火力打击任务。实战中，炮兵部队往往出动2个炮兵连，进行3分钟的短促射击，消耗炮弹300发以上。某些时候，甚至出动1个炮兵营，进行2到3分钟的短促射击，消耗炮弹400到600发。

一场战斗这么打没问题，可是整场战役都这么打，就是大问题。

制订战役计划的时候，各级参谋都会按照陆军的作战守则确定物资补给量，而不是按照部队的实际作战情况确定物资补给量。一般情况下，制订战役计划的参谋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前线部队的实际消耗情况。

因为暂时无法确定削弱火力打击密度是否会影响到前线部队的进攻作战行动，所以在宗应仁提交调查报告之后，王元庆没有立即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只是让裴承毅转告前线作战部队，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尽量遵守陆军的作战守则。

项铤辉在此时做了另外一件事，让总参谋部的军官修订《陆军战术作战与火力支援作战守则》。这份作战守则在20世纪80年代制订，虽然期间修改了数次，逐步提高了火力支援标准，在老挝战争与越南战争之后还做了大规模增删，再次提高了火力支援标准，但是半岛战争已经证明，5年前的作战标准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作战部队对火力支援的要求大大提高。

半岛战争后，修订陆军作战守则的参谋小组被保留了下来，并且演变为“总参谋部战术火力标准制订办公室”，隶属于总参谋部作战处。该办公室的主要工作就是针对战争、演习中出现的新战术修订作战守则，每年或者必要时向总参谋长汇报新的火力标准，以便各级参谋人员能够及时调整后勤保障力度。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采取行动前，总参谋部率先做出调整。

新的标准还在制订之中，战争还得继续打下去。

为了尽快让前线部队发动进攻，裴承毅想尽办法加快物资运送速度。除了空军与海航的运输机之外；陆航的1000多架运输直升机全体动员，不分日夜的向前线运送物资；数以千计的载重卡车往返奔波在1500多千米长的交通线上，昼夜不停的把作战物资送到前线作战部队手中；各作战部队专门抽调战斗单位参与物资的装卸与搬运工作，尽量为运输部队减轻压力，提高物资运送效率；数千名工程兵守在铁路线上，24小时不间断的为过往列车提供保障与支援。

2月8日，日运输量达到了惊人的39万吨，送抵前线部队的物资达到24万吨。

共和国陆军正在与时间赛跑。按照裴承毅制订的计划，要想在2月15日结束第四次战役，必须在2月10日恢复进攻。

停止进攻，不等于韩军停止抵抗。

侦察结果表明，韩军正在扩大蔚山与釜山的防御圈，加强防御强度。

拖得越久，对进攻越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