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德林与汤马驷到来，韦斯特伍德让秘书推掉了下午的安排。

国务卿布鲁德林不用多做介绍，cia新任局长汤马驷特别值得一提。

按照美国的相关制度，cia局长不属于内阁成员，新任总统既可以在就职前向国会提名新的cia局长，也可以沿用cia局长，或者在任职期间重新任命cia局长{需得到国会批准}。一般情况下，新任总统都会在就职前后任命新的cia局长。

韦斯特伍德在就职前提名乔治.皮尔斯为cia局长，获得国会批准。这位倒霉的cia局长上任后不到1年，日本爆发“政变危机”，cia遭到牵连，不得不主动辞职。随后在韦斯特伍德的支持下，汤马驷出任cia局长。

汤马驷创造了cia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比如是第一个非情报人员出身的局长、第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cia局长等。在这些“第一”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其“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以及在中国生活了25年的经历。

5岁时，汤马驷随同父亲前往中国，在中国生活到30岁，才回国工作。

25年，除了让汤马驷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与上海话、取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字之外，还让他成为了美国最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回国之后，汤马驷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国际战略研究所”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员，专门替政府部门、国会机构、军方分析处理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也正是这份工作，让汤马驷在40岁以前认识了包括韦斯特伍德在内的众多美国政界名流，获得了进入政坛的机会。

提名汤马驷担任cia局长时，韦斯特伍德向国会议员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只有像中国人那样思考问题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想法。虽然无法确定这句话对国会批准汤马驷担任cia局长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句话肯定了中国问题在cia日常工作中所占的分量。

汤马驷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平息“政变门事件”。

1年多下来，汤马驷成功处理了多其情报事件，能力得到肯定。

用外界的话来说，在韦斯特伍德的内阁成员中，汤马驷的影响力仅次于布鲁德林。

“多种迹象表明，中国情报部门在最近加强了对日本的情报搜集力度。”大概在中国生活得太久，用词时，汤马驷会偶尔用一些汉语词汇，比如说到国家名字的时候，一直用的是汉语，而不是英语。最初，韦斯特伍德与布鲁德林都不大习惯，久而久之，两人也习以为常，不再觉得奇怪。“更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提高了对日本的防范与警惕，大概认为日本会采取某些过激举动。”

“过激举动？”布鲁德林冷笑了一下，“日本什么时候温和过？”

“不是以往的问题，而是新的问题。”汤马驷没有跟国务卿较劲，“上个月下旬，中国元首曾经在夜间前往总参谋部听取工作报告。虽然新元首有在夜间听取工作报告的习惯，但是在其前往总参谋部之前，很可能从情报部门、准确的说是从军情局长那获得最新情报，随后总参谋部举行了一次多兵种计算机模拟对抗演习。演习的具体内容还不清楚，只能肯定与元首突然听取工作汇报有关。此举表明，中国很有可能启动了战争倒计时，正在积极准备与日本开战。”

“会很快打起来吗？”韦斯特伍德问得很直接。

“谁也说不准，在中国的谋略里面，战争往往是最后才会考虑的手段。”汤马驷耸了下肩膀。在某些方面，他仍然与普通的美国人很相似。“虽然获得的情报非常有限，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非常微妙。‘四方谈判’开始以来，中国一直在日本‘核问题’上做文章，多位高层领导在各种场合表达出对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厌恶与反感。东方的思想观念与我们有很大区别，更加含蓄、更加内敛，不喜欢用直接方式表达对其他人或者某种事物的感受与感情。在我们看来，‘厌恶’与‘反感’是很普通的情绪，我们可以对一切不满意的事物感到厌恶与反感，但是在东方的思想观念中，‘厌恶’与‘反感’已经是非常强烈的情绪，甚至是严重不满情绪的直接表现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中国向日本发动战争的威胁等级提高一些。”

“不是一些，而是肯定。”汤马驷淡淡一笑，说道，“东方世界，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讲的都是一个‘和’字。按照字面意义，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和平’、‘和睦’等等，更贴切的说，‘和’是东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的是相互合作、相互信任、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在东方词汇中，‘和’与‘战’是一对反义词。由此理解，当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表达出‘厌恶’与‘反感’情绪的时候，战争就不远了。”

韦斯特伍德皱起眉头，朝国务卿看了一眼。

“如果中国准备对日本开战，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