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刘晓宾提醒，面对李存勋的时候，裴承毅非常沉着冷静。

大概料到刘晓宾会把知道的事情告诉裴承毅，李存勋只简单介绍了基本情况，随后就拿出了一份将领名单，由裴承毅从中挑选第二个副手。

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见到排在最前面的几个名字，裴承毅就知道，他的选择肯定与军队内的斗争、乃至与共和国的国内斗争都有关系。

李存勋没让裴承毅立即做出决定，给了他足够的思考时间。

单纯从军事需求来看，裴承毅肯定回挑选一个跟他合作过的，而且会心甘情愿的听从指挥的将军。更重要的是，因为这名将领将前往伊朗或者叙利亚，代替裴承毅履行前线指挥官的职责，需要与盟国将领面对面的合作，所以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至少要懂得如何处理涉外事件。

如此一来，像凌云霄这类的“猛将”就提前出局了。

在剩下的选择中，裴承毅必须权衡利弊。准确的说，是权衡得失。

近20年来，能够在共和国的领导机构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将领都拥有卓著的战功。项铤辉是通过第四次印巴战争与东海战争出名的，林啸雷在第四次印巴战争、东海战争、半岛战争、日本战争与印度战争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裴承毅更加不用多说，就连还是陆军中将的袁晨皓都在印度战争中大显神威。更重要的是，林啸雷最多在总参谋部干10年，2047年换届的时候，不管林啸雷愿意还是不愿意，受年龄限制，他都得退役。虽然按照王元庆订下的规矩，林啸雷之后应该由空军将领担任总参谋长，而且很有可能就是现在的空军司令，但是谁也说不准这个规矩能不能坚持到2047年，而且随着第三次军事改革深入，总参谋长的职权肯定会受到削弱，如果顾卫民有点想法，比如想借此机会强化国防部，就应该撤消总参谋长，设立一个联合参谋机构。

事实上，不管顾卫民是否愿意，只要林啸雷认定他不可能在2047年之后继续担任总参谋长、也不可能安排海军将领担任总参谋长，为了继续发挥影响力，或者说保证他花了毕生心血的大海军计划能够完成，很有可能利用第三次军事革命，即撤消总参谋长，如果无法达到目的，也要想方设法的削弱总参谋长的职权，然后利用他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安排到总参谋部的海军军官控制大局。

除了林啸雷的主管意愿之外，还得考虑裴承毅的因素。谁都知道，如果打破规矩，裴承毅无疑是总参谋长的最佳人选。到2047年的时候，裴承毅也才55岁，正值高级将领最辉煌的时期。以他的能力，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干10年肯定不是问题。问题是，裴承毅取得的军事成就已经足够辉煌了，即便当上总参谋长，也只算得上是锦上添花，对他的吸引力肯定不会大到哪里去。也就是说，裴承毅脱下军装只是迟早的事情。如此一来，裴承毅多半不会在削弱总参谋长职权的问题上与林啸雷对着干，为了取得进入政坛的资本，甚至有可能支持林啸雷。

由此可知，共和队内部的斗争已经不再是谁当总参谋长的问题了。

见到名单前，裴承毅就知道，如果从实际出发，压根就没有必要安排第二个副手。即便叙利亚与伊朗都希望能够与一名货真价实的共和国将领合作，而不是把国防力量交给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将军，裴承毅与袁晨皓出面，都足以解决问题。不管怎么说，伊朗与叙利亚当局都知道袁晨皓是谁，也知道他做过什么。

显然，这不大可能是李存勋的安排。

当然，裴承毅也得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即李存勋不希望他在这场战争中陷得太深。

如同前面提到的，裴承毅的军事成就已经足够辉煌，哪怕再打一场胜仗，也不见得能够使他获得更大的荣誉。更重要的是，中东不是南亚，就算共和国当局已经下定决心，哪怕有可能与美国兵戎相见，也要在中东地区打干一场，也不意味着这场战争赢定了，输的可能性不会小到哪里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共和国与美国不但在争夺中东地区，也在为后面的争斗热身。

从这个角度看，中东战争的输赢就不太紧要了。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共和国当局很有可能放弃中东地区。

作为军情局长，李存勋肯定明白顾卫民的想法。

想到这，裴承毅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

虽然从一开始，他就觉得通过正面对抗的方式与美国争夺中东地区是下下策，不管怎么说，共和国还没有为接过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做好准备，也没有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哪怕美国也没做好准备，也不应该为了一个地区而冒险，但是在此之前，裴承毅一直相信，上面已经有了让美国主动退出中东地区的对策，才会步步紧逼，让美国不得不作战，或者是情况完全相反，即美国有了让共和国主动退出中东地区的对策，让共和国不得不为一场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正面对抗买单。

显然，裴承毅以往的判断有问题。

虽然没人否认，只要共和国没有放弃向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而且是唯一的头号强国的目标前进的步伐，而美国又不打算心甘情愿的放弃霸主地位，成为21世纪的俄罗斯，沦落为地区性强国，那么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就难以避免，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共和国与美国当局积极推进全面核裁军，就是不想让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战争毁灭整个世界，打开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大门。但是必须承认一件事情，那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共和国，在为世界大战做好准备之前，都不会挑衅对手。事实上，从第四次印巴战争之后，特别是由东海战争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峡、以及随后爆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开始，共和国与美国就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战争准备不是动员国民、生产武器那么简单，必须从最基础的事情，也就是关系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小事做起。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作为欧洲策源地的德国，实际上早在纳粹上台之前，魏玛政府就通过振兴民族工业、恢复国内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为战争做准备。而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上台后，以对付大萧条为名，全力推行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修建国家基础设施，恢复工业生产，实际上也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二战后，就有很多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认为，拯救美国的不是罗斯福，而是希特勒与东条英机，因为凯恩斯主义不可能解决导致大萧条的根本社会问题——产能过剩，只有战争才能消耗大量物资，为工厂提供订单、为工人提供工作机会、为社会提供继续前进的动力与目的。也就是说，帮助美国走出1929年大萧条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罗斯福不可能不知道大萧条将导致世界大战，也就不可能没有防备，肯定会积极备战。

事实上，即便进入了21世纪，仍然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大萧条带来的问题。

如果没有伊朗战争、半岛战争、日本战争与印度战争，能够消耗掉囤积在共和国与美国的仓库中，足够全人类使用10多年的工业产品吗？如果没有消耗掉剩余物资，工厂就拿不到新的订单，就无法正常经营，就会破产倒闭，导致工人事业，民众更加无力购买已经严重过剩的工业产品，导致更多的工厂破产，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社会崩溃。正是战争，而且是大规模战争将世界经济带出了危机。

问题是，在2017年爆发的大萧条，并没引发世界大战。

虽然四场大规模地区战争消耗掉的物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倍以上，四场战争后的重建投入总和也远远超过了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足以耗光全世界的过剩物资，不然全球经济不可能在印度战争之后迅速转好。但是与世界大战相比，地区战争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可能改变世界格局，也就不可能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工业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事实上，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归根结底，物资过剩是由分配不均导致的。如果社会分配能够作到绝对公平，就不会存在过剩问题。问题是，没有任何人、政府、乃至社会能够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更不可能从做到绝对公平。如此一来，总会出现过剩现象。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区别只是过剩现象在什么时候出现。大萧条对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不是让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受到影响，而是让政府与社会从中吸取教训。全球大萧条在2017年爆发，与上一次全球大萧条相隔88年，就与西方世界在1929年大萧条中吸取的经验，以及做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重要的是，这些经验教训，很多都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