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什么急事，我就在外面等了一会。”张孝珑放下带来的电子阅读器，非常自觉的去给自己冲了杯无糖咖啡，因为他对裴承毅推崇备至的龙井绿茶确实没有多少兴趣。“这是老刘发过来的，让我亲自交给你，说是帮得上忙。”

“帮忙？”

“阿勒颇刚刚遭到轰炸，损失不小吧？”

裴承毅愣了一下，随即拿起那台阅读器。

文字资料没有多少，主要是一些立体结构图。只看了几幅结构图，裴承毅就朝张孝珑投去了惊讶的目光。军情局特工笑了笑，示意裴承毅继续看下去。张孝珑只是传话人，根本不懂技术，也就无法替裴承毅做详细说明。

裴承毅看到的是一个由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牵头，海陆空天与陆战队参与，由军情局负责联络与保密工作，代号为“鲲”的大型军事项目。从这个代号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海上军事平台项目。

早在20世纪，就有人提出了建设“海上浮动城市”的想法。21世纪初期，美国海军率先提出了“海上军事基地”的设想，并且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炒得最火热的时候，甚至提出了“具体方案”，即以对接的方式，将5艘拥有200米直通甲板的驳船连接在一起，形成一座拥有一条1000米跑道、能够让c-130这样的战术运输机起降的海上基地。因为这样的海上基地对结构强度的要求非常高、容易遭到攻击、速度太慢、费用太高等等因素，到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之后，该设想就烟消云散了。

问题是，“海上基地”确实有其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在相关开发上最积极的还是美国。

伊朗战争期间，美国体会到了“孤军作战”的滋味。虽然依靠伊拉克的军事基地，美军不需要为部署问题发愁，但是伊拉克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仅有的巴士拉港的吞吐能力非常有限，因为周边的科威特、沙特、卡塔尔等国要么不支持美国攻打伊朗，要么害怕遭到伊朗报复，均没有向美国开放港口，所以美国不得不在战争前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向伊拉克运送作战部队与作战物资，使战争失去了突然性。正是如此，伊朗才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战争准备工作，共和国与俄罗斯也才有足够的时间有条不紊的为伊朗提供援助。严格说来，如果美国当时能够发起突然进攻，恐怕伊朗战争就会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受此影响，伊朗战争还未结束，美国海军就再次提出了建造海上基地的设想。

与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不同的是，美国海军这次非常“务实”，从一开始就把“海上基地”订为准军事设施。说简单一点，“海上基地”不会靠前部署，更不可能进入战区，而是承担中转与投送作战部队的任务，也就是兵力投送平台。如此一来，除了继续采用组合结构的设计思想之外，还可以按照民用设施与民用船舶的标准进行建造，从而大幅度的降低建造成本与设计费用。按照美国海军估计，1座由5艘10万吨级驳船组成的“海上基地”的建造总费用不会超过300亿美元，如果为每个战区配备1座，则算上设计费用，单价不会超过400亿美元。虽然从单价上看，这绝对是最为昂贵的武器，但是从作战效能，特别是投送作战部队的效能上看，1座“海上基地”顶得上3支航母战斗群加上3支两栖突击舰队，效费比非常高。

非常可惜的是，没等美国海军采取行动，伊朗战争就陷入僵局。

随着美军攻占胡齐斯坦省，控制了霍梅尼港、阿巴丹港，物资运输工作迎刃而解，也不再需要“海上平台”了。

当然，美国海军并没死心。

不管怎么说，伊朗战争是美国当局为了消耗掉国内过剩物资打的一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打赢。大萧条爆发之后，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美国共和党总统弗雷德里克只能推行凯恩斯主义，以财政预算开支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岗位，而国防预算就是政府财政开支的大头。

在军费比较充足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决定单独搞“海上平台”。

可以说，在美国海军的努力下，2027年左右，“海上平台”几乎就要变成现实了。当时承包该项目设计工作的诺思罗普公司已经完成了总体设计，细节设计也进行了一大半，就等美国国会批准采购经费了。非常可惜的是，共和党在这一年输掉了大选，而当选的民主党总统韦斯特伍德的竞选口号就是缩减政府开支，提高政府公信度，增强美元购买力。以当时的情况，别说花400亿美元购买一座“海上平台”，就算只需要40亿美元，白宫也不会批准这样的军购合同。

用“胎死腹中”来形容美国海军的“海上平台”项目，一点也不为过。

与美国海军相比，共和国海军就要幸运得多了。

早在第四次印巴战争后，共和国海军就提出了与“海上平台”类似的方案。当时的情况是，因为没有航程足够远的作战飞机，所以共和国空军与海军航空兵在参战之后，只能打击印度北部地区的目标，而无法打击印度南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因为无法一举摧毁位于印度次大陆南端的战略导弹基地，担心遭到印度的核包袱，所以在第四次印巴战争中，共和国的表现非常谨慎。在此情况下，共和国海军提出了建造一种能够让重型战斗机正常起降的大型海上作战平台。

非常可惜的是，这样设想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运载战斗机的首选肯定是航母。

随后20年，虽然共和国参加过多场战争，但是留给海军发挥的空间并不大，所以共和国海军没有建造“海上平台”的迫切需要。直到2035年的印度战争，共和队才首次感受到了投送能力不足带来的问题。在战后的总结报告中，裴承毅就明确提到，如果拥有一支由海到陆的投送部队，印度战争的结果将对共和国更有利。虽然裴承毅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的“投送部队”到底是航母战斗群、两栖攻击舰队、还是别的什么，但是大部分海军将领都认为，裴承毅指的是一种主要用来投送地面作战部队，而且投送能力远超过两栖攻击舰队，拥有完善的自我保障能力的海上作战平台。显然，这就是美国海军搞了几十年的“海上平台”项目。更重要的是，印度战争之后，裴承毅去了装备办公室，而且担任装备研制与采购的审批工作，所以在军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海军还是获得了一笔不算少的研制经费，启动了共和国的“海上平台”项目。

受第三次军事改革影响，海军从一开始就决定走“亲民路线”。

说简单点，就是把降低采购与维护成本放在首要位置上。虽然林啸雷在2037年出任总参谋长之后，非常重视这个能够让海军脱胎换骨的计划，要求海军加快开发速度，但是新任海军司令华剑锋并不认为应该随意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在“海上平台”项目上仍然非常小心谨慎，要求承担设计工作的华东船舶设计院必须把降低成本放在首位，不要为了赶进度而放弃某些必要工作。

显然，华剑锋的这一态度让林啸雷很是不爽。

这个时候，林啸雷全力推动的“大舰队计划”也受到了影响，建造“重庆”级航母的工作一再受阻。为了让国防部在航母建造上让步，林啸雷必须做出牺牲。既然华剑锋在“海上平台”计划上的热情度不高，该计划就可以舍弃。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海上平台”项目落到了国防部的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一变动，让“海上平台”项目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