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诡谲，海水咸苦，商海茫茫难渡。立志发愤创事业，怎敌他奸邪无数。诚信守恒，不改初衷，坚定苍桑正路。凡事需往长处看，种瓜种豆自家收。

“纱场”受困

李家云是我在江岸棉站时的同事，他胆子大，办事不计后果。

1999年秋，李家云知道我的情况后，对我说：“中华，有一件好事，你愿不愿意做？”

我问：“是什么事？”

他说：“湖南临澧县新安镇一家棉纺厂，停产几年了。今年被我的一个朋友吴勇胜承包了，现在正在找合作伙伴。”

我说：“他找合作伙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本钱，也不懂纺纱。”

李家云说：“生产、技术我们不管，我们只管交棉花，出加工费，按织成率换出棉纱销售赚钱，很简单。”

我听后又说：“那我也没本钱哪”。心想还是谨慎一点好，我说等我想想再说。

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你跟杨祚成关系那么好，先从他那里调一车棉花作为铺底，就周转开了。现在棉纱市场供不应求，一定能赚钱。”

听他这样说，我有点心动，准备找杨祚成谈一下。

杨祚成是江岸厂的厂长，曾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好友。我办事他也信得过，我找他一谈即成。

接着，我和李家云一起到湖南考察。新安棉纺厂，诺大一个院子，有四五十亩地，厂房、仓库等有效使用面积约占三分之一，其余都种的是香樟树，特别是一路两边，更是遮天蔽日。

同吴勇胜见面后，确认李家云所言不谬。吴勇胜这个人，个子不高，却长得虎背熊腰；文化不高，却胆大狡黠，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经过实地考察，觉得这事靠谱，回来就调了一车五级棉花到湖南。我们纺的是21支低级毛巾纱，一吨棉花能纺零点八六吨棉纱。一吨纱给厂里付四百元加工费，每吨还可赚毛利一千元左右。那几年纺纱的利润很高，以后就没有那么好的形势。利润虽高，周转却慢，于是我又找亲友借了二十多万元钱投进去，加快了周转。

在这之前的十多年，我从事的都是计划经济或与计划经济擦边的业务，大额资金进出惯了。看到好的项目，有钱赚，胆子就大了。开始时做得顺风顺水，防范意识就弱了。

当时的棉花已是半开放，进入了买方市场。所以，我们拿钱买棉花，到哪里都很吃香。当年运输条件很差，货车都是老式的解放、东风车，一车拉得十来吨货。没有高速公路，最好的路就是国道。长江的荆沙段也没修跨江大桥，每次都是乘船过渡。沙市渡口两岸经常都排一里多的长队。遇到大风大雾天，渡船停摆，有时等一天也过不了江。

我也曾多次押车去往广西。从湖南的新安到广西的玉林，全程一千五百公里，需时三十四五个小时。每跑一趟，浑身累得就像散了架一样的疼。走的是国道、省道、。因为修路，有时要绕行乡村小道，村民们则设卡收费。有一次，我找了辆老解放尖头卡车，车况很差，车门是用铁丝拧着的，一路上哐当哐当地响。到了广西挤进来四个司机的熟人，一个坐两人的驾驶室竟然挤了六个人，行了几百公里的路，差点没把人给挤扁了。

玉林毛巾厂是个国营老厂，功能齐全，机构完善。厂长钟长鸣是个复转军人，黑瘦精干。经营作风还算正派。只是中间经纪人不够地道，致使我们的货款最后损失了十几万元。中间人叫唐明海，跟钟长鸣是战友，家住荆门。唐明海曾是纺织厂销售员。跟李家云认识，也帮我们卖棉纱，从中提成。后因毛巾厂改制，钟长鸣下台，还有十二万元尾款未给，钟长鸣说欠款已给了唐明海，两人狼狈为奸，终因我的伙伴失误，没立字据，遂成死帐。

接下来的棉纱都存放在柳州市一个白沙仓库里，搞现款批发。若要能坚持以这种方式做下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就不会出问题，几年后或许我的理想就实现了。

2001年的元旦刚过，农历的新年已在眼前。李家云从柳州打来电话，说有一家毛巾厂的老板要把库存的二十吨纱全部买下，春节以后结帐。我让他了解一下该厂的情况再说。我也通过棉絮厂的黄老板找工商部门了解，该厂叫方迪毛巾厂，是承租的房屋开的公婆店。男的叫唐方科，女的叫苏迪。当时也没什么经营上的劣迹，只是经济实力较弱，是靠来料加工周转经营。我得到消息后就通知了李家云，但终因春节临近，他急于回家，还是把棉纱给赊出去了。

当年的春节过得红红火火。年后，唐方科苏迪夫妇带着儿子来湖北拜年，还把儿子认给李家云做干儿子，其乐融融。

正月十五过后，我也去了柳州。在柳州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就一把拿出十万元货款给我。还带我们到他们双方的家里与他们的亲戚见面。一副诚恳为友，诚信交易的形象。我们就彻底解除了顾虑。

我这次又带去了一车棉纱，又全部赊给了他们。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棉纱一车一车地送，货款陆陆续续的回，却总是送多回少。赊款越欠越多，到了四五月份，欠款已接近一百五十万。我赊的棉花，借的现金和累积的利润全在里面，无法周转，已深陷泥潭，拔不出来。从五月份后，我们就停止了供纱，进入艰难的讨债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