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承蒙金庸先生和夫人的爱护，旅行时也带了我一块儿上路。工薪阶级的我，当年没有金庸先生夫妇的邀请，是去不起欧洲最高级酒店和餐厅的。外游时，我当了娱乐主任，讲了不少电影圈中的秘史，这是我对金庸先生万分信任，知道他是一位不会向外泄露的长者，才把这些有血有肉的往事一一细述。如今这些秘密也不再公开，没有人知道了。

旅行的次数后来愈来愈多，到过欧洲诸国、柬埔寨、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我也见证了金庸先生在中国丽江下的一盘未完的围棋，被雕刻在大石上面，也看到金庸先生和白族姑娘载歌载舞，非常欢乐的一面。

有一年，金庸先生患了一场大病，我只能在病房外远望，什么也帮不了，除了担忧之外，每天也为金庸先生抄一篇《心经》，也堆积了一叠。身在海外的亦舒也非常挂念，追问近况，我把这段日子的经过，模仿金庸先生的手法，写成几篇他与病魔决斗的小说寄给了她，可惜没有存稿，也没有想过要发表，不然还有一点点可读性。

终于胜利——金庸先生不但痊愈，胃口可来得真好，寿司一啖好多个，一大块牛排吃得干干净净。金庸先生除了鱼生和牛肉之外，就只爱江浙菜，对我这种什么东西都尝试的人并不赞同。但有一次我们在伦敦，我建议吃黎巴嫩菜，他也奉陪。当时适逢初夏，天气颇为炎热，我们坐在户外食肆，见他老人家额上流着微汗，还要看着我这个生番把一碟碟的生羊肉吞进肚中，只是微笑不语，如今想起，也真对他不起。

对不起金庸先生的事可真多，我一直想把金庸小说翻译成日文出版，都只是说说却做不到。另外还想把金庸作品做成录音书也没办成，好在当今内地已有人出了，我也老怀欢慰。

香港非典（SARS）期间，我第一件事就是希望这位国宝不受影响，陪他和夫人一起去墨尔本游逛。金庸先生在那里有一座巨宅，买下来是因为有个上万英尺的花园，长满大树。他说有树才有文化，其中一棵样子很怪，枝干不规则地生长，专用的澳洲园丁解释，这树的名字叫“猴子的疑惑”（Monkey'sPuzzle）。经那么一说，可真的像只巨猿在抓耳挠腮。

之后每逢过年过节，我们多次到金庸先生澳洲的别墅小住。有一回想去听歌剧，打电话查问门票，数年后又想去参加音乐会，考一考金庸先生，一问即刻记得是什么号码，记忆力是惊人的。

澳门建立金庸图书馆，我有幸陪同，乘船时嘀咕，香港早就应该开的，怎么让澳门人抢着去做？现在可好了，虽然后知后觉，但康文署决定建立金庸文学展厅。天下有华人文字的地方，就有金庸作品。金庸文学展厅能提供给世界华人书迷一个前来朝拜的宫殿，是件大喜事，特此志之。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一五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