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于浙江。他的先祖也是富有正义感的人。金庸先生最敬重的祖父查文清公，是清朝末年一位知县。那时，在丹阳这地方，发生了民众火烧基督教教堂的事件，起因是他们憎恨这西欧列强侵略者的先头部队。主谋者虽要被处刑，但保护他逃亡的就是查知县。事后查知县个人承担所有责任，表现出“舍身救民”的气概。

金庸先生的一生，就是秉承祖先这种“傲骨”。他在学校的成绩名列第一，却遭到两次退学的处分。第一次是十七岁时，他在学校壁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讽刺人皆憎厌的训导主任，结果得到同学们的喝彩，却被校方开除学籍。第二次是二十岁时，他立志要成为外交官而考进重庆大学，在那里，他的成绩也是第一名，但他不满当时国民党学生横行校园、欺负其他同学的暴行，于是向校方投诉，结果反遭勒令退学。

后来，他在香港创办《明报》，亦遇上多番波折。他对我说：“我常常坚守自己的主张，为此有时成为暗杀的目标，面对威胁生命的重大压力。不过，是非、善恶是清楚的，我从不向不合道理的压力屈服。我对自己这样说：‘即使危险迫在眼前，感到恐怖也不胆怯退却。因为我不想被小说中的英雄们取笑啊！’”正如金庸先生所说，他自己也是个“奋不顾身”的男儿，当他的长子去世时，他仍继续为报纸写社评，因为他必须写。

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的意志，是无论什么也不可以改变的。他小说中的人物说：“大丈夫能分清恩与仇。”即受到恩惠，便应尽所能去报答；受到恶意对待，也永不忘记对方，是分清黑白的行动者。所以能与善人交友，不会轻易交上恶人。这与连恩仇也很快忘记的日本人刚好相反。

另外，“大勇”与“蛮勇”是不同的，英雄不会露出英雄相。金庸先生仁厚大度、笑容满面、质朴寡言、毫不装饰。他的学问如深山旷野般渊博，从口中流露出来的见解，如清流甘泉。“日本人即使在其他方面优秀，但在国际感觉上就不可以这样说。例如，某人纵有学问和优秀才能，但人际关系却搞得不好，这样会使人误解他是个恶人。”他想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到现在还未对其侵略行为做出诚恳的谢罪。“我的家庭本来很富裕，但遭日本军烧掉了。母亲在战争中因没有足够的药物和看护而去世，弟弟也死了。”《论语》有云：“小人之过必文。”犯了过错，却用说话来掩饰、否认的就是小人。若一而再地重复下去，便会不受信赖。日本也缺乏“义”啊！所谓“义者，人之大本也”，（《淮南子》）明白正确道理的人，才是人中之人，在中国来说，这就是所谓“文明”了。中国本来就是个对异民族宽容、开放的国家。金庸先生指出，在唐代非汉族人而成为宰相的最少有二十三人。不计较出身，从中国来看只要有“文明”的话便可以，就是说，只要同是走在“义”这条人间之道的话，就是朋友。这一点，跟日本以先天性“血统”来归结的做法根本不同。在日本，如果引入了日本民族以外的“血统”的话，就永远视他为“外人”。然而以文明来统合的，就是人间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汤恩比博士的遗书也有“向中国学习”。这是说，今后向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应向有史以来以一个文明圈发展过来的中国学习，好好学习她的智慧。最应要向中国学习的，不正是邻国日本吗？被评为最能表现出这种“中国心”的就是金庸文学。所谓这个“心”——就是贯彻与迫害战斗到底的信念，即使舍命也绝不后悔。我与金庸先生，就是以这种心情缔结起友情的。我们一见面，金庸先生便以坚决的口吻说：“中国有句格言：‘不遭人忌是庸才。’不遭人憎恨、不遭妒忌的人，绝不是大人物！”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〇二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