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女士在2003年加入沃尔玛之前，在宝洁公司拉美分部做了12年的律师，知道在拉美国家反腐面临的挑战。慕尼黑对西塞罗的举报反应很快，几天后便雇佣在墨西哥城的哈佛大学毕业的杰出律师托雷斯·兰达听取西塞罗的汇报。托雷斯·兰达和西塞罗在2005年10月见了三次面。

在长达数小时的问询中，西塞罗讲述了沃尔玛墨西哥公司如何完善行贿手段，如何做假账隐藏一切；同时，西塞罗也揭发了包括董事长、法律总顾问、审计长以及房地产事务部经理在内的许多沃尔玛墨西哥公司高管。不过，西塞罗告诉托雷斯·兰达，最应当对行贿事件负责的是沃尔玛墨西哥公司CEO卡斯特罗·赖特，一位在2001年从霍尼韦尔公司招募来成为沃尔玛墨西哥公司首席营运官的厄瓜多尔人。

虽然行贿行为在卡斯特罗·赖特来墨西哥子公司之前就偶尔发生过，但西塞罗认为，在卡斯特罗·赖特2002年升任墨西哥公司首席执行官之后，这种行贿做法才在公司快速盛行。为了在开新店上打破记录，沃尔玛墨西哥公司领导人制定了积极扩张的目标。在这样的压力下，沃尔玛墨西哥公司的高管们为了获取开店许可可谓是不择手段。

西塞罗向托雷斯·兰达解释了沃尔玛墨西哥公司通过称为“gestores”的“公关”掩盖行贿行为的“把戏”。“公关”是官僚主义盛行的墨西哥特有的一个群体，普通公民会付费给“公关”，让他们在驾照发放处前帮他们排队；企业会雇佣他们作为游说者处理事情以尽可能减少麻烦，他们中的一些行为完全是合法的。但是，这种“公关”暗箱操作，用金钱引诱各级官员，在墨西哥恶性循环的公共腐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西塞罗告诉律师托雷斯·兰达，他的工作就是招募这些“公关”，并和他们亲密配合，分享物色贿赂对象的方法。不过，他也赞成沃尔玛墨西哥公司给这些“公关”报酬，因为每次报酬支出能掩盖大约6%的行贿支出。这种运作在严密监督下秘密进行，只有少数沃尔玛墨西哥公司的高管知道。这些“公关”在提交票据的时候，会简单、含糊地描述他们所提供的服务。

事实上，票据上写着暗语，暗语写明了具体的“违规”活动。西塞罗向托雷斯·兰达解释道：“一些代码暗示一种能快速得到政府许可的行贿行为；其他一些代码就代表为了获得机密信息或者免于罚款而进行的行贿。”据律师的调查显示，每个月沃尔玛墨西哥公司CEO卡斯特罗·赖特和其他沃尔玛墨西哥公司高层都会收到所有行贿支出的详细账单，然后沃尔玛墨西哥公司把行贿支出当作日常合法支出在账户记录里进行“漂白”。

沃尔玛通常雇佣外部的律师事务所对重大不法行为的指控进行内部调查。在2005年早些时候其也是这么做的。例如，对被指控“夸大报销账单数额和滥用沃尔玛礼品卡”的时任沃尔玛副董事长托马斯·考林进行调查。

最初，沃尔玛对西塞罗的举报采取了同样调查方式，把调查交给了一家对《反海外腐败法》的案件有着丰富经验的律师事务所Willkie

Farr&ampGallagher。这家律师事务所需要跟踪调查在5年内帮助过沃尔玛墨西哥分公司获得开店许可的人员的所有费用支出情况，并计划仔细检查所有针对政府官员的支出，约谈任何可能知道贿赂情况的人。这其中包括牵连在内的沃尔玛墨西哥分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总之，WillkieFarr推崇的是那种独立、不惜花费的调查方式，是大公司面对高管严重违法行为通常采用的调查方法。沃尔玛的领导层拒绝了这种方法，反而决定沃尔玛的律师以内部调查人员的名义对调查进行监管，这一决定给了沃尔玛高管直接控制调查的权力。

2005年11月12日，新任沃尔玛特别调查人员罗纳德·赫特）所领导的调查小组开始对沃尔玛墨西哥子公司进行调查。该调查小组获取了沃尔玛墨西哥子公司财务支出数据库，并据此查询以“公关”（gestoria）为关键词的支出记录。

通过一天的努力，他们发现了441条支付记录。其中的每笔支出都是一次潜在的行贿，不过调查小组才仅仅追溯到2003年而已。

不过调查也显示，针对当时已经抛出危险信号的“公关支出”，在2004年3月，高管层曾在沃尔玛墨西哥子公司发起过一次内部审计，该审计证实了沃尔玛墨西哥公司的两名主要“公关”是如何以“在墨西哥境内减少开店许可成本”的名义花掉数百万美元的。

虽然这次审计并没有深入揭示资金是如何运转来减少获得开店许可成本的，但却表明，支出的增长幅度大致与沃尔玛墨西哥子公司的发展速度持平。该审计还建议告知沃尔玛总部支出的有关事项。不过，沃尔玛墨西哥子公司的审计长，被西塞罗认定为是知晓行贿内幕的高管，删除了那封关键的建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