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究其直接原因，其实就是财政破产，吏治腐败。

而导致财政破产的直接因素便是宽宥士人，皇权对民间经济活动掌控能力太微弱，甚至堵不住朝臣的悠悠之口。

嘉靖皇帝要禁私铸劣钱，一个罢市就能让禁令不了了之。万历要征收矿税，闹得鸡飞狗跳，官员鼓动市民打死收税人员，文人利用手中的笔杆子口诛笔伐，万历顶着与民争利的臭名，最后二十多年也不过才收了几百万两而已。

饱读诗书的大臣天天嚷嚷着要屯田，然而真正要屯田，却没人敢放手实施，怕被辱骂，甚至会因此被骂为“投献”，是献媚国家，是品格低下的表现。

万历时期河南巡抚董应举自述为了屯田，面对地方官员的刁难阻挠，忍气吞声，“虽唾面受侮，而怡然甘之”，“自傕舆皂，自给材官，买地纳粮，无异庄长。”地方士绅则愈加气焰嚣张，“指屯地为投献，虐屯佃以非刑”。

崇祯皇帝即位后，罢厂卫而举东林，这种情况是愈演愈烈，以两淮盐税为例。

天启元年，因辽东建奴事，朝廷加强了对盐政的管控，天启帝崔呈秀任淮扬巡抚，其在任上大力支持两淮盐法道袁世振改革盐法，执行纲盐法，仅仅天启元年的盐税收入达二百五十万两，为明朝自建国以来盐税收入最高的一年。

自天启元年至天启七年，朝廷仅依靠两淮的盐税，就收入达两千余万两白银。m.

天启七年，朱由校大行崔呈秀倒台，东林党首领、北直隶通州富商李三才接任淮扬巡抚后，明朝两淮的盐税收入当年便急跌至不足一百万两，并且逐年递减，至崇祯十三年，两淮收缴的盐税已不足五十万两，也就是说自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三年，光是两淮的盐税就被贪污了两千余万两。

朝廷岁入的日减，这令崇祯不得不增加了剿饷、练饷，但是这样的摊派并不是从地主士绅手中收上来的，而是分摊给了真正以农业为身的百姓，这才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诱因。

而且崇祯帝依靠三饷，收缴上来的钱粮并没有用到士兵身上，按明朝定制，普通边军月俸八钱、米一斛，明末关宁军的月俸则为一两四钱，骑兵一两八钱，米一斛，理论上这样的军饷，是足以养活边镇的士兵的，但这个钱粮却又被贪官污吏们刮了数成，甚至有的边军成年的欠饷，这导致了大量的士兵不得不成为军头的佃户，战斗力极剧下降，在面对东虏时几乎是每战必败，每战必大败，面对比他们弱小的流寇时，各将亦怀自保之心。

楚军如今攻取金陵，闽浙苏松新附不久，如何处理和苏浙士绅之间关系就成了马仲英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不可否认，江南的士绅集团中确实有部分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但绝大多数依然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用这些人，只会导致新的大明朝堂乌烟瘴气，但若不用这些人，那楚军想要重新获得江南人望可就难了，甚至会把这些士绅逼到可以给他们官做的满洲那边。

“大帅，江南初定，据湖广那边传来的消息，说伪帝康熙已然统大军驾临武昌，而喇布和岳乐又准备在扬州和太平府两地组建什么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意图将我军挡在江左，属下以为这个时候对苏浙的士绅还是以拉拢为主，否则若是内生掣肘，外有强敌，那可就不好了。”

大都督府行辕内，内阁首辅金光祖正小心翼翼地向马仲英阐述着他对江南士绅集团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