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听得津津有味，更笑得合不拢嘴，一俟李春芳说完，立刻就表态道：“如此甚好，确需加开制科，广取英才。那么，李阁老以为该开哪一科为好？”

李春芳不会在这个时候犯傻，当即就躬身答道：“回皇上，臣请开军谋越众科，为国朝广取军谋之才。”

朱厚熜笑道：“呵呵，你李阁老分管军务，有私心啊！”

随即，他又问道：“朕问你，制科可一年开两科吗？”

李春芳尴尬地说：“回皇上，《唐会要》并无所载，臣也不知。”

这便是婉转地表示“不能”了。朱厚熜沉吟着说：“那么，国朝已有武科，若再开军谋越众科，一来重复，二来那些一味偃武修文的官员士子难免会责怪朕偏心军务，徒增纷扰。这样吧，就开那个什么……哦，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说着，他突然开心地笑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个名字多好！贤良方正，正是士人学子之佳德操守；能直言极谏，恰好可为朝廷招揽刚直耿介之士。真要能多取些这样的人，那些奸佞之臣焉能立足朝堂？我大明政风吏治就能不清自肃了！”

李春芳可不知道，正是自己偶尔提起的这个制科名字，使皇上想起了一个令他喜欢之中隐隐还有一丝惧怕的人，不用说，便是那个如今正任苏州府昆山知县，令应天府上上下下官员乃至坐镇江南的吕芳都头疼不已的海瑞海刚峰！

应天府官员诉苦之事，吕芳都密奏了皇上，朱厚熜也是大伤脑筋。论人品，海瑞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可为万世之表；论做官，海瑞却不懂变通之道，也不懂得“水至清则无鱼”这一浅显的道理，他的那些作法显然不利于民生的复苏和经济的发展。看来此人不适合做牧民之官，只适合做监察御史或六科给事中，用之稽查政事得失、查办贪腐官员、震慑奸佞之臣是一把好手，应该把他尽快地放到合适的位置之上。

可是，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有很高的标准，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别的不说，他没有进士的科名，就被挡在了都察院和六科廊的门外。如今加开制科，那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简直就是为他度身打造的——放眼有明一代，谁还能比他更有资格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

皇上说的如此诙谐，李春芳想笑却又不敢，只得咬着下唇应道：“圣明天纵无过皇上！”

朱厚熜象是又想起了什么，忙问道：“哦，对了，应试中式之人与进士科可有差别？”

据《唐会要》所载，制科考试虽由皇帝亲自命题，亲自主持殿试，成绩优异者亦能得“美官”，但是在人们心目中，尤其是在士子或显宦心中远远不若进士科出身荣耀。唐人笔记小说曾记有张氏弟兄八人，除一人是制科出身外，其他均为进士科。家中集会时，进士科出身的七人不允许制科出身的兄弟和自己坐在一起，称曰“杂色”。皇上这么问，李春芳当然无言以对。

看他尴尬的表情，朱厚熜就明白了，愤然说道：“都是国家有用人才，还要分个三六九等，此风断不可长！朕问你，制科可出过哪个名垂青史的治国能臣或是士林人尽皆知的风雅之士？”

同样是因为制科出身的进士被视为“杂色”，在官场升迁上便受到歧视，李春芳一时也想不起来有什么名垂青史的治国能臣是制科出身，不过，士林人尽皆知的风雅之士倒是真有一个。他躬身应道：“回皇上，晚唐诗文名家杜牧乃是制科出身，恰是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史载，大和二年二月，杜牧中进士科；同年闰三月应制科，以第四等及第，旬月之中连抡两元，人多奇之，传为一时佳话。”

找到代表人物，朱厚熜也不会讲究太多，当即笑道：“呵呵，朕猜想当时进士科未发榜，这个小杜担心不能及第，才应试制科，求个双保险的吧？不过都能考取，也确是有本事。”

李春芳正陪着笑，突然见皇上面色一冷：“既然制科能出小杜这样震烁古今的大才子，又岂能小视之？内阁阁员之中，马阁老不是翰林出身，当无门户之见。严嵩和徐阶不是都被人赞为当世诗文大家吗？你去告诉他们，写不出《阿房宫赋》这样的名篇，做不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和‘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样的佳句，就休要与朕再提说制科低人一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