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朱厚熜当初预料的那样，朝野上下对宦官干政、东厂肆虐早已深恶痛绝，只不过是碍于阉寺之辈都是皇上家奴，隐身于皇权之后，打着皇帝的旗号作威作福，身为人臣敢怒不敢言而已，如今皇上有意要抑制内官撤裁东厂，立刻赢得了满朝文武的一片颂扬之声，即便那些曾得到吕芳颇多恩惠之人，也担心背上“攀附权阉、侮辱斯文”的恶名，不敢公开提出反对意见，争论的焦点便转移到了加重内阁职权之上。

与朱厚熜施行的所有有悖于祖制的新政一样，这一举措遭到了不少官员上疏抗谏，曰“高皇帝鉴于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因此，他们反对加重阁权，恳请皇上亲操权柄，乾纲独断。

还有人甚至由此扯出了皇上前两年里便实行的考成之法，曰“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今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误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名曰明号令、信赏罚，实夺部院、科臣之权，意欲指挥六部、胁制科臣，文武百官拱手听令。”因此，他们不但要求皇上抑制内阁相权，更要废弛不合祖制的考成法。

经过了这么几年的新政之争，朱厚熜对于这样的迂腐之论早已是司空见惯，立刻扔进了字纸篓中不予理会，因为他知道，象这些不明大体，喜欢钻牛角尖的迂腐书生毕竟只是少数，京城各部院司寺衙门的大多数职官司员都不敢在这样涉及国家根本的朝政大计上随意置喙，而是把眼睛盯着号称“朝局风向标”的内阁，等待着自己的靠山表态。

并没有让自己的门生故吏等待太久，首辅严嵩与次辅李春芳便会商改定了有关御门听政、阁员奏事和办公厅诸臣参与会揖的奏疏，拿去征求阁员徐阶的意见。则因此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态度无可无不可，也就在奏疏上署了名，。

不过，徐阶可不是单纯地卖面子给夏、严两党，还有自保之需——这一系列的事情皆由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科进士杨继盛进献《流民图》揭发山东莱州大案而起，他偏偏又是杨继盛的座主。

举子中式，一般要向本科主考官投门生帖，拜其为座主。座主之称源之老师，但又比老师更深了一层，因为能被点为会试主考的，一般都是内阁辅臣、朝廷要员。他们无一不会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遗余力地提携重用自己的门生，因而座主兼有老师和仕途领路人的双重身份。而门生也正因如此，对于座主则无不奉事惟谨，双方结成打断胳膊还连着筋的官场同盟。杨继盛是徐阶取中的进士，惹出那么大的乱子，徐阶一直为之提心吊胆，直至海瑞那份奏疏上达天听，事情才有了转圜的余地，他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回护杨继盛。当然，回护杨继盛也是回护他自己——杨继盛获罪，第一个脱不了干系的，便是取中他为进士的徐阶。

三大派系头面人物联名拜上奏疏，公开表明了支持的态度，那些迂腐书生的抗议就被淹没在朝臣一片赞同的声浪之中了。

蓄势待发的朱厚熜见火候已到，便召见了严嵩，君臣二人在东暖阁密议了许久。嗣后，他将海瑞那份《请抑内官重阁责疏》发回内阁拟票。不到半日，内阁便送来了严嵩拟的票，要旨有四：

其一，设御前办公厅，督办海市钦使高拱与大理寺丞严世蕃调任办公厅正四品协办，行走御前，参赞机枢；并从翰林院遴选数位庶吉士为办公厅秘书，伺候笔墨；

其二，收回司礼监批红之权，小事由内阁会同五府、六部等有司衙门处置，每三日由内阁辅臣于朝会之上陈奏政务得失，定期列出祥单呈送御览，并报办公厅备查；大事御前奏对，恭请圣裁；

其三、内阁设资政一职，与首辅并列，位在各位阁员之右。内阁资政不负责具体政事，却对内阁庶务有举劾及提请交付朝臣集议之权。委任前首辅夏言为内阁资政；

其四，撤裁东厂，所属职官番役一律并入镇抚司，镇抚司由司礼监太监会同锦衣卫指挥使共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