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是高拱、张居正，还是赵鼎，都有些过虑了——朱厚熜毕竟已经不是八年前那个刚刚穿越回来的愣头青，怎能不知道事情并不象赵鼎说的那么简单，又怎能不清楚赵鼎的为难之处？不过，事情不但涉及到新政的大旗夏言，还牵扯到徐阶，而徐阶一党又是朝中制衡夏党、严党党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就不能不慎重从事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封建官场上，象海瑞那样真正一清如水的官员太少。以夏言和徐阶两人而论，出仕为官之前，顶多是个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当官这么多年，也没有怎么大肆贪腐，卖官鬻爵，可谁家不是家私巨万，有良田万顷、华屋百间？这其中固然有小民为了逃避国家赋税而主动将田产房舍乃至自身投献于这些权贵的门下，但更多的家产，只怕来历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或许连他们自己都觉得，给朝廷煮肉的时候，自己喝上几口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被人视为“名臣廉吏”的夏言、徐阶尚且如此，严嵩一党就更可想而知。正所谓水至清而无鱼，若要严格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制定的法律惩贪肃奸，大明朝堂乃至两京一十三省各级官府衙门只怕就要人去楼空了！因此，朱厚熜尽管一直强调清廉为官，时刻警钟长鸣，还专门在镇抚司下面设立了大明反贪局，派出大量暗探番子密切监视这些当朝大僚的一举一动，但是，只要他们的贪腐行为不是那么过分，不影响朝局稳定，不逼得百姓活不下去，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曾经说过，路线一旦确定，干部就成为关键因素。如今大明朝正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嘉靖新政的“路线”已经确定，具体落实还得靠内阁、六部及各省府州县，成败也取决于各级封建官员这些“干部”。尤其是江南正值推行改稻为桑的关键时刻，这可关系到中国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能否日渐茁壮成长。如果夏言、刘清渠等人撂挑子不干或者阳奉阴违暗中阻挠，换上严嵩手底下那帮人，兴许更干不好，他们会肆无忌惮地去贪，盘剥商贾、欺压百姓，大明王朝乃至中国就跟那个时空一样没有希望了……

此外，自己还没有亲自到苏州等其他地方看过，也不能听凭赵鼎的一面之辞，就断言“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会增添了民生之难，松江有松江的实情，苏州有苏州的实情，兴许苏州那个探花知府齐汉生也能有办法破解这个难题，闯出一个“苏州模式”出来……

想到这里，朱厚熜不动声色地说：“你这么说，倒也能说的过去。既然你的书信已经寄到了京城，到底是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有没有效果，等徐阁老给你回信再说吧。虽说朝廷三令五申，各级官府衙门不得随意干预商贸货殖，但百姓的根本权益还是应该受到保护，倘若那些买田的大户果真借着天灾发国难财，天理不容，国法难恕，官府当然应该过问。尤其是我大明官员的家人，世受皇恩，更要上体君忧国难，下体民生困顿，为乡里士绅做一表率。不能因为朝廷如今实行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之法，断绝了他们广纳投献之门，每年还要向朝廷缴纳若干钱粮赋税，就想着要趁朝廷推行改稻为桑之国策，从这里找补回来！”

略微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朝廷之所以定下要在江南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本意是既要利国，更要利民，民富则国强，只要百姓富庶安乐，朝廷何愁国库空虚？所以朝廷制定的方略中定下了若干优惠政策，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了棉商、织户和棉农。从这个思路来说，只要朝廷把住了口子，切实把该上缴国家的赋税收到国库，把该给棉商、织户、棉农的利润还利于民，‘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还是可行的。松江府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是有那些豪富大户、不法商人贪心不足，还想把百姓那一部分也侵夺了去，于是就压低田价，虐民自肥而已。而你限定田价的法子既是保护了灾民的利益；其实也是替朝廷把住了这道口子。夏阁老和刘中丞不肯采纳你的意见，或许是不能体察你松江府的实情，也或许是推行国策求得成效之心过于操切了，你先照着你的想法干起来，等我到南京之后，自然会好好跟他们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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