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玻意耳来同为中国人的孙露当然明白周镳对“学问”的鉴赏能力在意识形态上。在中国传统认识中抛开意识形态的研究就不能称之为学问只能算是技术而已。所以这个时代中国人把天文学叫做“历学”，也就是说对天体的研究只有同地上朝代的兴衰、人间原祸福扯上关系时才能算是一门学问。而单纯地研究天体那只是无聊的把戏而已。正好周镳所言太阳不用人来研究照样从东边升起。所以“单纯”研究医学、建筑、绘画、音乐、格物等等项目的人不能被称之为学者，只能被称为“巫医百匠”。

这种的偏见据孙露所知在她来的那个时空一直得到鸦片战争才会被西洋的坚船利炮所打破。而今的她当然不指望用一场“鸦片战争”，或是烧一座“圆明园”来打醒国人。这一来是这个时代还没有那个国家有能力有胆量对中华帝国进行这种“血与火的教育”。二来孙露也没有这份矫情来进行自虐。总之她是希望国人能从帝国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中明白科学的力量，转变对原来的偏见。

事实证明孙露的这些年的努力好歹也有了一些收获。至少中华朝的读书人不再将实学视做雕虫小技。以周镳为代表的保守人士也退而求其次地要求用儒家的经义来对相关的理论进行诠释。只是在孙露看来这种要求多少与她那个时代的“＊＊主义科学、文化、艺术”有着相同的恶趣格调。而像李光先这类年轻学者则同样对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观点心存抵触。这不，还未等其他人开口，又是李光先率先与周镳顶上道：“若是依周老所言，那在中原以外的岂不是没有学问存在了吗？”

眼见李光先一气之下把西洋人都扯了进来，众人不由自主地便将目光投向了现场唯一的一位西洋人身上。玻意耳原本在旁边听得正起劲。要知道这个时代的欧洲人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充满着敬意与浓厚的兴趣。此刻在场地都是中华朝知名学者，玻意耳自然是希望能将一场东方高级别地学术讨论好好地记录下来然后寄回欧洲去。

因此当发现话题已在不知不觉间转到了自己身上时，玻意耳立即放下了手中的鹅毛笔，然后极其诚恳地开口道：“恩，关于这一个问题。容在下冒昧地插一句。其实在欧洲有一部分人就认为除了欧洲以外不存在文明与学问。”

玻意耳这话一出口包括李光先在内的一干学者脸色立即就变得难看起来。周镳更是皱起了眉头像是愤怒又是不屑地冷哼一声。惟有一直在旁的孙露始终不动声色地默默倾听着。玻意耳当然知道中华学者在学术上有着近乎一切的高傲。因此他紧跟着便连忙将语气一转解释道：“这种观点当然是无知而又可笑地。可不幸的是这种观点很长一段时间在欧洲都被当做理所当然地事。因为教廷告诉人们人间的一切学问皆源自上帝的意志。而教廷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只有其发表的观点才是真理。至于其他脱离宗教的研究都是‘异端’，不符合教廷意志的学说都是‘邪说’。

当玻意耳说到这时，先前的愤然与不屑已然从众人的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地是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而此记得的孙露嘴角间却露出了一丝不经意地弧度，同时又给了其他中国学者留了面子。什么时候这个牛津老学究也学会了中国式谦让了呢？孙露地眼中不禁流露出了一丝勃勃兴致。

不过玻意耳显然不打算就此打住。却见他稍稍停顿之后又继续发言道：“现在在欧洲有不少学者都在研究汉学。因为欧洲的学者从汉学地典籍中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世界上竟还有脱离宗教束缚的文明存在。一个基于道德哲学的文明，一个由哲人治理的国度。是十分让人期待的。”

“不过凑一近一瞧，却发现脱离宗教束缚不假。但国家是不是由哲人来统治就有待商榷了啊。”辛辣的言语出自阎尔梅之口。这位女皇早年的私人幕僚在建国之后并没有出任公职也没有进入国会。相反他却一直游走于朝野之间充当职业“说客”。而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便是燕京的香山书院院长。当初对于阎尔梅只身前往北方建立书院的做法，来自各方的揶揄声不亚于对他充当政治说客时的嘲讽。不过现如今已经没有人再敢嘲笑阎尔梅当初的选择。因为而今的他既是帝国最资深的政治说客，同样也是北方最大私立书院的院长。

正是出于对阎尔梅这种不羁品性的了解，亦或是自嘲正是豁达的一种表现。总之不认为自己是哲人或圣人的孙露对于阎尔梅这番“大逆不道”的话语只是轻松地一笑了之。反倒是周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痛心疾首于“世风日下”的他最终还是将目光投向了玻意耳。至少这个红夷刚才还是对孔孟之道表现出了应有的敬意。却听他跟着问道：“依玻先生所言外方诸国十分仰慕我中华文明。那诸国之君是否有意效仿我天朝呢？”

“这个……有是有。只不过恐怕很难实现啊。”玻意耳语重心长地说道：“在西方人们将追求感官满足、金钱名利称为感性阶段。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停留在这个阶段。而另有一部分人领悟到了其间的无聊和寡德。于是便开始自我控制，以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将这个阶段称为理性阶段或道德阶段。达到这一程度的人是非分明、行为完美。也就是你们中国人所称之为的‘君子’。所以我觉得贵国的孔孟之道其实也就是理性之道。可不管是道德，还是你们中国人说的‘礼’，都是出自于一种外在的规范，一种自我的克制。因此人在此阶段必然会因压抑天性而陷入痛苦。而能超载这种痛苦的人，我想就能被你们中国人称做‘圣人’了吧。只是人世间能摆脱理性与感性矛盾地人十分稀少。而在现在地欧洲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国王在内连道德阶段都达不到。怎么能要求他们立即就做到中华帝国现在的程度呢。在我看来欧洲要想像中华帝国学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像帝国这样的教育才行。”

玻意耳这番有理有据自然是说得在场的众人心悦诚服。而更为难得的是他结合了西方地哲学思想向人们诠释了他对东方哲学的见解。不禁让周镳、阎尔梅等人闻之耳目一新。就算此记得周镳想要辩驳却也还得先把对方地一干关于“感性”与“理性”观点吃透了才行。而陈子壮与王夫之虽见多识广也曾听到过相似的观点。可此记得从一个西洋学者口中重新品味却又是一番别样的滋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