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之强，数十年间，胜多败少，全力争之，尚胜负在两可之间，何况其心不齐也？”

“争之不胜，则我燕大损必也！”

“况东郡、三川，多是韩魏故地，燕如欲连韩魏，必许之恢复故土，则诸侯侥幸而胜，东郡三川又岂能尽归燕之所有？”

“诸侯之君，多有短视之辈，稍有战胜，即有内争之心，况秦人狡诈，多挑拨诸侯，诸侯大臣，多有亲秦者，合纵恐难以持久，我燕实力尚虚，丹以为贸然与秦争雄，恐制秦不成，反为秦所害。非上策也！”

韩非细想太子丹所说，亦有道理，想及韩国势危，未免神伤，太子丹善言安慰，道是自己虽然欲征战北方，终不能坐视秦灭了诸侯，总要对秦有所牵制，还望韩非多思万全之策，才算劝走了韩非。

韩非刚走，尉缭和范增两人又来，直言太子南稳北战之策不妥。

韩非心存故国，虽然也是要为太子丹处理，所思所想未免受了局限，不赞成自己之策也就罢了，这两位乃是楚、魏民间之贤，对于魏、楚两国，并无多深的感情，看事筹策，乃是全心全意为燕国打算，连他们两位都说不妥，太子丹可要好好听听。

范增问太子丹道：“敢问太子，此策为谁所献？”

太子丹道：“国相问此为何？实非他人所献，乃丹自思。”

范增直言不讳，道：“太子，此策太缓，实误太子争天下之计。”

尉缭坐在下，拱手道：“太子欲稳住南边，恐不能行也！”

“臣等随太子入质于秦，深知秦王政之为人。”

“秦王政幼年陷于邯郸，多经苦难，秉性坚韧，绝非肯轻易服输之辈，况秦军之强，素来敢战，虽有挫败，从不肯轻屈于诸侯。”

“秦王政自亲政以来，两败于赵，以秦王政之性，岂能忍之？秦国将相，如昌平君、王翦、杨端和等辈，皆为高明之士，岂有不知赵虽胜然元气大伤之理？”

“秦如弃赵不攻，既给赵休养之机，又示弱于诸侯？臣以为秦必不出此下策！”

“燕赵为盟，秦如攻赵，燕必出兵救之，则太子南稳之策，岂有实行之机乎？”

“况用兵之策，主动在我为上，被动在我为下，既然与秦必有此战，何必坐等秦之攻也？”

“试论三国之力，秦虽败，伤河东、太原、上党之力，其根本未失，然其必守荆宛和中原之地，能与我争锋者，不过二十万众。”“赵虽胜，丁壮伤亡二十万，然大将军李牧所统，尚有精兵五六万，尽召国内丁壮，足可有二十万之军。我燕北取匈奴东胡，虽草原之兵未必可大用于中原，然北方既平，单是五郡原来御胡之兵，亦有十余万众可用于南，武阳、蓟城等地，亦可得二十万众。”

“燕赵之力相加，胜于秦可用之兵。既如此，我燕当趁机南下，谋取太原河东上党之地！”

“上党乃中原之脊，河东、太原两郡，皆为富饶之土，当初三晋赖此而立国，我燕如能取之，则秦之关中，实在我兵锋之下。”

“如得上党，我据形胜之地，则秦之河内，三川，岂足守也？”

“我军所收秦之降卒，多三郡之人，如我取了三郡之地，不但大增土地丁口，还可征降军家眷北上辽西、辽东，稳固北方根基。”

“纵不能全得三郡之地，但能取了太原，南面和秦相距于河东，我燕足可凭险而守，并无后患。”

“况秦欺凌诸侯，韩魏苦于无援，只能困守一郡之地，如我燕赵大战于太原河东，外连诸侯，韩魏楚三国，岂有不取东郡、三川之理？”

“秦两面受敌，不败而和？”

“况我与赵同战于秦，秦国战败，赵即便得些城池土地，当丁壮耗损，农耕大误，只怕也是更弱，日后需能赖我燕护之，如此大河之北，尽可为太子之用，太子提兵，南邻中原，西出关中，则天下诸侯，岂有不望风而附之理？”

“太子计不出此，偏要北战于蛮荒之地，所得不众，偏诸侯日削，秦国日强，我燕之地苦寒，秦之地富饶，太子欲与秦争天下，又岂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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