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7章火(2 / 2)

那还是在花园口决堤之前,1938年10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贯彻焦土作战,被日军获取大量物资的情形;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政府严令实施焦土政策。然而,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武汉警备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最终机场为日所用。戴笠的这份支持焦土政策的电报,最终使蒋介石排除他议,痛下决心烧毁长沙古城。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

1938年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两军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

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当时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以为积极防御。

1938年11月11日上午9时,老蒋的密令到达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张治中召来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两人于11日下午4时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

该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另外,还对焚城的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

据计划起草人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回忆,经过徐权修改后的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

计划还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这是长沙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张治中还和酆悌、徐权一起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挥部”。决定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许权得到士兵的报告后,电询前线的关麟征处,得知前方无事,且南门不是举火的地点,所以判断是失慎。

许权打电话找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答复是:警察都撤离了,消防队员也撤离了。另外,因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都把水换成了汽油。意外产生的火灾,没能快速扑灭。

不到一刻钟后,南门又有三处起火。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

眼看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长沙大火烧了五天五夜,才自行熄灭。

由于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

熊熊大火中逃命的人们,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有的被大火活活烧死。此次的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楚国历史文物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以上摘自长沙文夕大火惨案记实)

虽然发生此事时,孙玉民人还在山东济宁,但作为后世人,他非常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在他的心里,在他的意识里,即使是老蒋再如何如何地信任他;即使是陈布雷再如何如何器重他;即使是陈诚和罗卓英如何如何想拉笼他,孙玉民都不可能会和这些视民众生命如草芥的人为伍。

他现在只所以委身于**行列,是因为他很清楚,像十二军如此规模的队伍,没有强有力的支援,是不可能发挥出它最大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带着整支队伍,投入到党和人民的怀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