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段时间，我和整个公司的同事们都被搞得很疲惫，有很多跟我一块来大陆的研发骨干都悄悄离职或者干脆不来上班，因为他们也怕在宝岛的家人受到打击报复，甚至不让他们回宝岛。

当时，走了不少人，但还好，依然有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来跟我干一番事业，我本人，也被宝岛那边销掉了户籍，只能彻底当一个大陆人！”

说到这儿的时候，张汝今的语气明显有些自嘲，他没想到，他竟然是最早回归的宝岛人之一，而且是以这种奇怪的方式。

“我原本以为，解决了这桩难事，我们留下来的人好好搞，中芯国际一定能起得来，但是没想到，后来大陆这边又出来个“汉芯事件”，原本对我们很支持的许多大陆政府部门，一听说我们是搞芯片的，就有些犹豫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要搞好芯片产业，大陆要搞好芯片产业，但那段时间谁也不愿意当那个出头鸟。

等到局势稍微缓和了，我们和台积电的官司诉讼，恩恩怨怨又是接连不断，中芯的许多工程师都是台积电出身，我们想要完全跟台积电撇清关系，哪有那么容易，甚至我们很多工程师做设计，都按以前在世大积电或者台积电的那套来，当时因为急于发展没太注重这些细节问题，这导致后来我们和台积电的官司输多胜少。

另外，当时中芯一直没实现盈利，投资人也慢慢失去了耐心，大陆各地政府部门虽然对我们的态度好转表达支持，但面子政绩工程大于里子，加上当时我们采用的发展策略存在巨大的错误，想要通过多建厂，扩大规模的方式降低芯片生产成本，提升竞争力。

事后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实在是太过急于求成了，这种规模化的策略或许适用于其他行业，但绝对不适用于芯片行业。

因为芯片行业是一个技术周期迭代特别短的行业，而且越往后迭代，生产投资成本越大，我们的厂还没建成，生产的产品就落伍了。

四处建厂，让本就还没盈利的中芯浪费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如果当时我们能集中资源先把研发搞上去，或许今天的情况又会不一样，我在芯片行业干了大半辈子，这是我唯一感觉自责和愧疚的地方。

张生说我是一个建厂高手，这话倒是没错，我在美国德州仪器工作的时候，就在美国和东南亚建了不少芯片厂，后来回宝岛，来大陆，又在各地建了不少芯片厂，但是真正能好好活到今天的并没有几个。

09年的时候，我们在燕京和美国都在跟台积电打官司，美国那边我没指望，我本以为燕京的官司我们能赢，结果输了。

为了彻底解决中芯国际和台积电的恩恩怨怨，我本人只能答应离开中芯国际，并且签了竞业协议，其后几年内都没再涉足芯片行业，台积电也趁那次机会，成了中芯国际的股东。

后来有几年，中芯内部的内斗和管理都挺混乱的，中芯的许多工程师和管理层都是宝岛人，但投资人和董事局基本只剩下大陆的资金和公司，直到后来，跟我一块来大陆的邱云慈上来这几年，才慢慢压下了两边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