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尽管历代科举的规章程文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动，但它的核心制度，比如:自由报考、定期举行、逐级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等，都没有发生过根本的变化。

科举取仕也正是由于有了“立法保护”和坚持了“稳定连续”性，才使得它在中国社会一直稳定连续地坚持下来，使中国古代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像科举一样历史悠久。

此外，科举考试通过唐宋改革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像是唐初，中央一级科举考试由礼部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进士科考试中，考官李昂与考生李权发生争执，李权不服李昂对试卷的判阅，因而指责李昂的诗文有图谋不轨之嫌。

事发之后朝廷议论，此事发生的原由是考功员外郎职微言轻，不足以服众，于是诏定由礼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考试，遂成定制。

至宋初，开宝六年(973)下第举子徐士廉控告考官李日方用情取舍，宋太祖为维护考试的公平性，亲自在殿廷复试，从此以后礼部试之后又增加殿试一级，并成为定制。

皇帝亲自主持考试，所有登第者均为皇帝的门下晚生，此制大大增强了科举制的神圣性和威慑力，并加强了科举考试的权威性。

包括据最新资料统计，近3年来，全国新增公务员经过考试录用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六十二，而在乡镇一级仅为百分之四十三，如何真正使公务员考录工作做到有章必循，实现“凡进必考”，急需建立一套法规体系和监督制约机制。

科举制度无疑是中华民族长期历史演进中凝聚起来的制度文化资源，它在中国人的心理积淀中源远流长。

如果借鉴科举制的形式，使之稳定士林阶层的竞争心理，并使这种竞争心理纳入现存的公务员考试秩序的基本框架之内。

进而改革考试内容，使考试科目更具现代性;改进考试手段，使考试技术更加科学;健全考试制度和法规建设，使考试录用更加公平。

以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变通方式来改革公务员考试，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传统制度资源，为真正实现公务员考试的公平、公正提供现实观照。

至于科举制度的影响的话，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

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

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

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

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

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

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

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

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

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

像是明清两朝的世子，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

“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

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

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

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

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

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

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

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

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这还不算童生和识字的女子这些，真的是很惊人了。

所以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

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

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

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至于科举制对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的话，需要说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确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这充分反映出科举制中蕴涵着的现代性。

中国科举制对西方产生影响可追溯到16世纪。

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所撰《中国游记》将中国的科举制介绍到西方。

1583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所著《伟大的中国》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内容和方法，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激起了欧美人士对中国科举制的关注。

英国是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英国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对中国的科举制也最为关心，从1570年至1870年，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就达70多种。

英国于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

目前，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

曾任美国联邦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坎贝尔教授来华讲学时曾说:“当我接收联合国的邀请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深感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西方国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相继实行文官制度。

在此之前，英、美等国政坛均实行“政党分赃制”。

这是一种以“政治上可接受性”为标准的政治录用体制，一般由执政党根据录用对象的政治立场、政治忠诚和经济支持来决定取舍。

按单一政治标准的选官制存在着明显而严重的弊端，它不仅大大降低了官员的业务素质和政府的行政效率，还导致严重的腐败，当时欧美政坛以钱谋官、卖官鬻爵之风盛行。

针对“政党分赃制”的积弊，英、美率先进行改革，效仿中国科举制，建立了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政府官员的“考选制”。

“考选制”的建立，意味着西方政治体制中官僚政治的产生。

从此，西方政治精英中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传统政客的，经考试进入权力体系的职业技术官僚。

现代西方政体中的所谓“文官”或“公务员”主要是指这批职业技术官僚。

“考选制”的实质是将“业务标准”引入政治录用，以利于统治效率的提高。

西方文官制度中公务员的考核录用，在形式上也与当年中国的科举制有相似之处。

现在西方国家对公务员的考选中的公开竞考，多级考试、逐步淘汰等原则和方式都直接继承了中国的科举制。

所不同的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录用，基本上是将录用对象分为两类:政客与官僚，分别依据不同标准进行衡量——政客以政治标准为主，官僚以业务标准为主。

也就是说:西方政体对政治录用双重标准统一问题的解决，体现在权力精英的整体上，而不同于科举制下双重标准的统一体现于个体。

因此，现代西方政体尚不能有效地培养出集政治与业务素质于一身的、德才兼备的权力精英，而只能依靠政客与官僚的相互补充与制衡。

所以我们可以看对比和结论。

首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确对西方国家有很大影响。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西方文官制度是源出自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在其宏篇巨著《世界文明史》中，盛赞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令人赞赏的方法。科举制度后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四大发明相媲美。”

这是跨时代的创举，与西方中世纪贵族政治中所体现的由血缘出身来决定的等级差别不同是，科举制本身强调的是平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