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定期开放的灯市和庙市。

清末，原来的钟鼓楼商业区，已没有了往日的繁荣。

但这时候夜市和晓市非常热闹。

北京的果子市，每逢瓜果桃梨大量上市时，通宵达旦营业。

在晓市里买卖的旧货，上至文物古玩、金银首饰、旧书古画、木器杂项，下至破衣、旧鞋、碎铜烂铁，应有尽有，交易方式是明看货，暗议价的方式。

但晓市上真货较少，多是赝品，好的商品少，低劣的商品多。

有的商品来路不明，所以这里的晓市又叫“鬼市”、“黑市”。

后来，这种交易遭到市司的查禁，从此晓市便消失了。

在天津也是这样，夜市多是小贩在马路旁摆摊设点，影响市内交通，所以，清末民初，天津出台了整顿路政的四条办法，规定晓市与夜市的时限，晓市从黎明到上午十点止。

也就是夜市从晚六点开始，到十一点半钟结束。

并且在天津估衣街口一带，向有晓市，每日早晨黎明起至十点钟以前止，均是肩担摆摊贩，卖干鲜糖豆零物等小民，贸易谋生，历经年久，贫民是赖专恃此等晓市养生者为数不少。

可见“向有晓市”，“专恃此等晓市养生者为数不少”，都说明晓市和夜市已不是偶然开设的，而是普遍现象，已成为“日市”的延长和必要的补充。

城市市场早已不是“日中为市”，也不只有日市，而是由日市、夜市和晓市共同组成。

清朝以后，上海县城的市容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东门、南门内外除商肆市场外，各种消费娱乐设施也接踵而起，茶室酒家引来大量腰缠万贯的豪门财主。

嘉庆时有个叫施润的曾这样吟咏过此地“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美酒羹肴常夜五，华灯歌舞最三春”，就颇为生动地勾划出了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上海县城一角的兴隆景象。

同时，上海是座极富盛名的港口城市，与海内外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迅速发展成为长江中下游乃至全中国的经济枢纽。

清朝嘉庆年间，东门、南门外的黄浦江岸街巷稠密，颇负盛名的洋行街形成了。

街上“洋行”林立，这些洋行其实大多是福建、广东、浙江人所办的代客买卖货物的商行，经销的洋货大多是来自东南亚一带。

明清时期，虽然政治中心已经移至北京，但这并未影响南方商业的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明代的南京拥有织造、印刷、造船和建筑等四大手工业行当。

在全城人口中，所谓“匠户”就有四万五千多家。

南京的店铺馆楼星罗棋布，在都城内外有十几个大集市，买卖各种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

据吴敬梓在其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描写，南京的聚宝门、南门、虎丘路等处都是繁华的商业区，每天有许多卖鲜鱼和鲜花的早市。

而且，当时的南京已有几百座“酒楼”，文学作品中已不用惯用的“酒肆”、“酒店”、“酒馆”等名词，而直接称“酒楼”，可见不少店铺已是楼房了。

另外，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中写到“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

可见，当时南京晚间灯光明亮，一派繁荣景象。

武汉三镇，交通便利，“东达吴会，西通巴蜀”，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自古以来便是华中重镇。

特别是汉口，自明代以来，商业更为繁荣，“久为巨镇”，有“汉口之镇，甲于天下”、“九州名镇”等说法。

清代时期，广州是中国华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也是国内最大的外贸中心之一。

到清末，外国商场开架售货的方式传入广州店铺，据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记载

广州市肆可入览，粤人设肆贸易者，于营业之方法颇能讲求，如国货、绸缎、洋货诸肆，均任人观览，不问为谁，皆可迳入，肆人绝不加以白眼也。

故著名之洋货公司，自晨至夜，终日喧阗，游人极夥。

盖舶来品皆为奇技淫巧之物，必使人详观之，方足以引起其购买之兴趣。

苟珍袭椟中，不令他人浏览，则人且不知某肆之有某物，又何论于购买也。

吾国侨商之旅外贸易者，以粤人为最多，势力亦以粤人为最盛。

粤人之营业思想，固较胜于他省人也。

这种将各种货物陈列展示出来，人们可以到市肆随意选购的开放式售货方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超市的雏形。

并且清代的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代仕女服饰主要以旗袍为主。

旗袍款式宽大，腰身为筒式，后来才逐渐变得窄小合身。

清代女装样式还包括大衫、大褂、宽口裤、宽褶裙等。

清代的服饰融合了汉满两族的风格，大襟长褂，有汉族的高领、大宽口袖、长裙、花鞋，有时外套长褙子，可见明代的遗风。

有些外套坎肩，形式为高领右任无袖的夹衣，领、襟，下穿宽口长裤，脚穿尖头花鞋。

而与这种服饰相匹配的是俗称“三寸金莲”的小脚，因为当时女子以小脚为美，所以她们从小就要裹小脚，以免嫁不出去。

这算是严重的封建礼教思想导致的审美变态。

这样的服饰特色，不仅为当时的广告宣传画所用，而且还影响到民初乃至当今的广告与文学创作。

清代江南地区的茶馆数量大增。

一些市镇本身规模并不大，但却有着数量众多的茶肆，一方面有着文化、传统、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

茶馆、茶肆、茶店供人喝茶只是一个方面，它同时还具有传播信息、调停纠纷、娱乐、赌博、狎妓等多种作用。

各行各业客商均有相应的茶馆作为交流和交易场所。

有些一时找不到生意的待雇匠人，也会带上工具，到茶馆来边听戏曲，边候雇主；专门从事揽活的经纪人也会到茶馆来“看货论价”。

茶馆的兴盛从侧面反映出人们的沟通甚密，茶馆已经成了信息集散地，很多广告也是通过茶馆传播开去，这有点像是现在人们借助酒吧这种交流场所，传递信息，将重要的商业信息“广而告之”。

明清时期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加剧了商业竞争，市井中人的命运也飘忽不定。

所以他们往往对占卜预言特别热衷，他们宁肯相信天命定数的“安排”。

特别是到了清朝后期，受封建思想严重禁锢的市民都比较麻木，没有了反抗精神。

市民们最丰富的知识来源就是市井中流行的大量俗话。

俗话中大量的谚语、俚语、惯用语、日常成语，不但能最简洁地表达思想情感，而且它本身就很典型地表述了劳动人民全部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历史经验。

明清两代最大众化的市井文化是曲艺。

特别是城镇市井曲艺更加繁荣，曲艺这一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在市井中找到了生存空间。

曲艺演员有了相对安定的演出地；而市民也终于找到了一处文雅而有趣味的消闲去处。

正是商人与市民对戏曲这种市井文艺的热衷与需求，客观上导致了市井文艺的繁荣，也使曲艺演变成为固定的市井行业。

明清戏曲的昆山、余姚、海盐、戈阳四大声腔的产生，把元杂剧这种表演形式推向一个高峰。

但明初政府对官吏、士子、军人看戏的管束比较严格。

明代国初纪事》说，明太祖设立富乐院，文武官吏、宫廷中的舍人不许入院，只许商贾出入。

于是戏剧娱乐更加商业化和市井化。

夜晚时分，戏园、茶楼就开始热闹起来，各色人等川流不息。

商贾对戏曲、杂耍之所以表现出浓厚兴趣，纵然有满足声色之好、消遣时光的原因，但同时也是通过这种手段与社会名流接洽，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

清醒正直的商人也看到了戏曲的教化意义，常常利用优雅的古曲和表演，为人祝寿，使之皆大欢喜。

商人们在生意场上争强好胜，在戏曲排场上也显耀自己的豪富，这可看作是经济竞争的余波。

穿梭于各张桌子之间的茶楼的跑堂，为各位茶客沏茶倒水，还有手提小篮，卖零食小吃的贩子。

当时的戏园、茶楼不但允许他们进出兜售，而且这种小贩本身就是戏园、茶楼经营的一个特色。

这种经营方式类似于现在的影剧院等文化产业的经营模式，在为消费者提供文化产品的同时，送上周到的服务，及时满足消费者所需。

中国的戏曲艺术正是在这些城市经济、城市生活的瓦舍、勾栏、戏园、茶楼之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成长起来，也从侧面推动了当时及后来戏曲海报的发展。

文房四宝、经书卷册，历来是文人情有独钟的物品。

在明清时的北京城里，一直设有书市。

明朝时，北京城里就有专门售书的店铺。

每当科举会试的时候，书肆内就顾客盈门，各省举人在会试之余，都要来书市购买他们需要的书籍。

到了清代，书市逐渐固定，集中在琉璃厂一带。随着文化商品的兴旺，书成了这里的特色商品。

清末，经营文物业的同类商铺也逐渐集中在琉璃厂这条街上，形成古玩街、玉器街、绣花街。

以卖金石陶瓷、古今字画为主的“古玩街”，也就是现在的东琉璃厂，有许多古玩铺。

明清时期的城市中，还有一个热闹的地方就是城隍庙。

在中国，几乎每座古代城市都建有一个城隍庙，它的大小则完全与这座城市的等级和大小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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