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的地方只能算是勉强凑合，吃的方面更是让原本就是为了逍遥快活才跑来临安的凌文佑感到了无比失望。素未谋面的学生历经千辛万苦大老远从金国前来投奔，搞个小规模的接风宴绝对是合情合理。

反正这一路上早已习惯了风餐露宿也不奢求有什么，能有个八碗八碟应付一下，顺便再来上几坛女儿红也就能心满意足了。可瞧瞧朱熹给准备的呢？四菜一汤全是素，仅有的荤腥还是桑伯在村外小溪里抓来的那两条鲢鱼。

做人都吝啬到了这份上，为了博取清名连自己的学生都舍不得好生招待一下。还没等鱼寒撺掇着心存不满的凌文佑去发表一点意见，却又无比悲哀地发现，这一切还真不是人家沽名钓誉故意为之。

刚从李桐处学成归来的朱熹本就手头拮据，若不是在绕道于潜探望两位红颜知己时被人给稀里糊涂地揍了一顿，人家早就回崇安老家去闭门苦修学问了，压根就没有在临安久居的打算。

如果说生活方面的困顿只是让鱼寒在凌文佑的影响之下产生了一定的不满，接下来无意间获得的一个消息则足以让他抓狂，以至于有了如今的反常表现。

如同儒家圣人孔子当初在世之时没人搭理，朱熹在大宋朝其实也不怎么招人待见，而立之年也正是他最倒霉的时候。这其中既有理学曾一度被斥为伪学异端并加以禁止所产生的学术纠纷，也有其本人在处事时缺少圆滑手段很难为这个时代所真正接受的原因。

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伊始，曾下诏向天下臣民征求中兴大宋改革弊政的法子。要说这虽是表明态度的举动，更多的却是为了笼络人心。稍微明白点事理的人顶多也就是跟着起个哄，随口哼哼几句便敷衍了事，偏偏就朱熹傻不拉唧地把这事给当了真。

三本札子，细数起来得有洋洋洒洒好好几万字，孝宗皇帝倒是看得眉开眼笑赞誉有加，却把朱熹给推到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基本上也就快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第一本札子的内容很传统，无非就是老调重弹希望借着新皇的威望抬高理学地位，但这已经触犯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说起来也没别的原因，也就是在宣扬理学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同时，还没忘记顺道表示了出极端排斥道佛两家的苗头而已。

对于这种无端的指责，秉持修身五箴的道家众人没多大反应，毕竟人家还忙着潜心修行以期白日飞升呢，再不济也还得捣鼓点丹药什么的，实在没心思跟一介凡夫俗子斤斤计较。

可那些个成天就抱着舍身饲虎之心苦修来世因果的佛家弟子们又招谁惹谁了，凭啥要忍气吞声受此无妄之灾？朱熹不信佛可以，但也不能诋毁佛祖不是？于是乎，为了能够体现出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理念，更是为了能让朱熹将来获得个好的投胎机会，佛家弟子们站了出来，对他这种荒谬的论点加以指正。

当然了，如果只是一些来自民间的指责倒也不会真对朱熹构成多大威胁，可谁让他还上了另外两本札子呢？而这两本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一句非常不合时宜的混账话，叫做“外攘夷狄，内修政事”！

外攘夷狄，兴复仇大义反对议和？这话是没错，朝堂之上也有人天天这么嚷嚷。可问题是攘谁？

瞧瞧大宋这周边，从以前的辽国到眼下的金国、吐蕃、大理、越李朝，有一个算是一个，谁是那么好攘的？谁又没在军事上占过大宋的便宜？这还真把后世少数精英所宣称的大宋对外军事斗争中胜率超七成当真了？大宋有那能耐，还会立国数百年从未签署过任何一份平等条约，成天除了割地就是赔款，眼下更是连都城都让人给占了去而不得不偏安一隅？

至于内修政选贤任能的事就更别提了，那完全是在捅马蜂窝，而且还在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才能干出来的疯狂举动。

一个只做了几年同安县主簿的家伙，居然琢磨着要把这满朝文武都给赶回家去带孩子？这胆子也太大了点吧？也难怪此建议一出，甭管是以时任宰相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还是成天只知道装腔作势当摆设的中间派，甚至是连部分只是为了搏个好名声而出头的主战派成员，就没一个不将朱熹恨到骨头缝里的！

住得简陋，吃得寒酸。更可恶的是，原本以为抱上的是大象腿，可睁眼一看才发现居然是根满是荆棘的破木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鱼寒在变得神神叨叨之余不得不认真审视是否人品出了问题，居然在最困难的时候碰上了朱熹这么个已经惹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的倒霉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