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上学的时候，父亲告诉白静凡他们，让他们中午到爷爷家吃饭，上学的时候给奶奶说一声。

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白静琳没往心里去，就应下来了。白静凡可没有白静琳想的那么简单，根据时间白静凡知道自己要多一个弟弟了，母亲这恐怕是要出去躲着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民安居乐业，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迅速增长，人口再生产进入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应该指出，这是当时必然会出现的现象。问题是中国也同当时的国际社会未对全球人口膨胀迅速作出反映一样，错过了在建国后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期间解决人口过快增长问题的时机。

六十年代，中国进入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从1962年至1972年，中国年平均出生人口2669万，累计出生了3亿。1969年中国人口突破了8亿。从六十年代开始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政府曾号召计划生育，提倡使用避孕药具。但是由于对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仍不够深刻，政府没有制定明确的人口政策，因此计划生育没有能够在全国有效地推行。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决定在全国城乡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并将人口发展计划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老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考虑中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必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邓老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上主要的贡献是，把人口问题放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来考察和处理，明确提出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重大政策。根据邓老的这一思想，中国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当时计划生育只是一个宣传，由于农村人们都有养儿防老的观念，而且还处于生产队管理，所以当时在农村并没有真正推行。

到了1983年，计划生育已经被当作一项国策正式开始推行，各地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计划生育风暴开始在农村土地上生成。

由于农村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一直没有改变过来，而且避孕措施低下，农民一直对计划生育工作很抵触，这个时期像白静凡他们这个年龄的，一般家庭都是至少弟兄三个以上。

而当时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素质也非常低，工作方式简单、方法粗暴，知道谁家已经生育两胎又怀孕了，就带着人去了家里，如果见到孕妇，就抓住孕妇塞到车里，直接拉到公社卫生院里做人流，并且做绝育。

躲在家里不开门？简单，如果是大门的话，翻墙进去把门打开；如果是屋门的话，直接撞开。

想反抗？门都没有！他们每次出去抓人都带着派出所的民警，遇到反抗的，一拥而上，把人摁到地上，拷上手铐带走。不知孩子保不住，还得交一定的罚款。不交？好说，反正人就在派出所外面的书上拷着呢，你不怕他吃苦头，就耗着吧，反正不是他们的家人。吃饭？等着吧，等你家人交了罚款回家吃去吧！天气冷？天冷好呀，这样你家的罚款就能早点交来了。

躲出去了？好，别让知道你在哪躲着，知道你在哪躲着，一帮子人就去那里去抓，说不定还得把那一家也给牵挂上。

哦，偷着生了？那好吧，不抓孕妇了，交罚款吧（忘了要罚多少了，反正是不低）。没钱，交不上？那就抄家，只要是值点钱的都抄走，包括家具、粮食、家畜等。你别说不让抄，带着警察呢，不让抄把你抓走，那时候既抄了家也要交罚款，一个也不能少。

这个时候可别幼稚的去想着告他们，没用的，这是一场运动，都有硬指标的。你不见派出所还跟着下来抓人吗，你还想让谁管他们？而且他们一张口就是“计划生育是国策，你违反了国策，就应该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