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发错了，刚才看到，抱歉！实在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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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自春秋战国以来诞生了很多思想家，其中以孔孟儒学和老庄道家思想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基石，经历朝历代文人们的发挥，形成华夏文化的内核，也影响着一代代的华夏人。(顶点小说手打小说)

正如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两大思想在历史的长河里让华夏民族成为礼仪之邦时，却也暴露出其弊端。

陈浩窃以为孔孟的“中庸之道”和老庄的“无为之治”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国人循规蹈矩，万事不强出头的懦弱，便有了后世“枪打出头鸟”、“财不外露”等等民间谚语。

而“万元户”迟迟的出现正是这些谚语的集中体现，富了却又不敢承认，偷偷摸摸闷声发大财也算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情，正如大禹集团，原本是村民集体入股，却又不得不披上村办企业的外衣，掩盖住它真实的身份。其实按大禹集团的产值来说，陈家村人早已超出万元户的标准。

“万元户”在国内一度作为20世纪7第一批人的代名词”，这一话语的诞生源于这两篇新闻报道。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通讯《盐滩的春天》中首次提出了“万元户”这一概念，“万元户”，就是指一户人家有了一万块钱。在这篇文章中提到：１９７９年末，兰舟市盐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翔，家里有六个壮劳力，从队里分了一万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农村里的高干”。

同年11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拍摄的一幅照片，报道了林清县八岔路公社赵塔头村一队社员赵如兰当年一家种棉花纯收入10239元。这也是媒体首次报道鲁东大地万元户的消息。赵如兰也成了鲁东首位见诸报端的“万元户”。这则摄影报道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采用。

而这两篇报道的作者，都是出自新华社记者李靖之手，随后，“万元户”的叫法在全国流行开来。

“万元户”这个词的产生和流行，印证了人们致富的强烈渴望及其所产生的空前喜悦，折射出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型和财富观念的深刻变化。从此，“致富光荣”的意识深入人心。

陈浩和些有心人却知道其实在国内，这两家还不是国内最早出现的万元户家庭。

早在1979年2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新华社通讯。文章说：光州省中山县小岚公社埒西二大队的黄心文社员，靠勤劳致富年收入超过一万元。同时还发表了题为《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应该受到鼓励》的评述。

在这一年，返城知青容至仁在邻居的帮助之下，靠100块钱起家，在光州的司马街口开办了中国第一家个体早餐店，取名‘容光饮食店‘。一个小小的早餐店就此让容至仁成为中国第一代个体户之一。到80年代，他转行做时装，创办的凯纱琳服装店成为当时名演员潘红等人的常驻地。

也在同一年，天常县李文民东挪西借，凑了2000元钱，在家中偷偷地办了个卫生香加工厂，一家人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然后再将卫生香偷偷地销售出去。到了1979年年底，父子两一拨算盘，年产值近70000元，纯收入20000元！1980年，父子俩在该县副县长的鼓励和撑腰前往外地考察后，筹集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又办起了砖瓦厂和汽车配件厂，与此同时，又操起贩运粮食和家禽的生意，家庭经济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而光州小岚公社在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很明确地提出小岚公社要坚定不移地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尽快地使农民富裕起来。到1981年末，小岚公社的“万元户”增加到1800多户。

正应了那句老话，“人怕出名猪怕壮。”82年前，谁也不敢露富，这些人都只是在下面偷偷致富，没人敢承认他们年收入过万。即便是被报道采访的人，也遮遮掩掩不敢向世人公布他的实际收入。

直到1982年，上津嘉锭的一位农民陆容根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成为上津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

当“万元户”正大光明地浮出水面，掀起国人致富潮流的时候，却也引起红眼病。在胡北方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在两年内不仅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上门吃喝，连各种会议、上级来人、大队放电影、演戏等等都要他家管饭。这些人大都吃完嘴一抹，不给钱也不给粮。搞得这户社员叫苦不迭，表示不愿意再承包果园了。

为此，1983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先富的苦恼：干部揩油群众眼红》，文章指出：“红眼病”是长期形成的“越穷越革命”的“左”的思潮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农村的表现。群众说，“红眼病”不治，致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致富的门路就打不开。

当然，“红眼病”也只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普遍性。正如陈浩知道的光州小岚公社的领导干部不但不眼红社员们致富，相反还会带着猪头去为他们的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