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市民在八十年代相对农业人口是特权阶级,生活要优渥的多。福利、生活条件和就业水平,理论上是远超过中国其他省区的。本身就不担心就业问题的东北工人,是无法“忍受”像深土川的“血汗工厂”里的管理模式的。
或者可以换个说法,八十年代的渤海省大概能算是“穷光蛋发达国家”。和那些未来被中国产业粉碎的发达国家类似,中国改开之后爆发的生产力最先粉碎的就是国内的“发达地区”,也就是共和国的长子们。
和发达国家搞不起人力密集型产业一样,东北的土壤在现阶段也并不适合这条道路。
这样一来,也就从根本上说明绣城即使成为特区,也不可能照搬深土川的经验。
这种指导思想表现到现实中来,就是绣城和深土川截然相反的两种城市气质。
深土川的城市道路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汽车在跑了。“中华第一高楼”的深土川大厦,更是成为了改开的象征。宽敞繁华的深南大道,简直可以堪称是时代的脉搏。在华强北的荒原上,已经是一片片工厂开始拔地而起。
与显现出勃勃生机的深土川相比,绣城似乎显得有些平凡。
城市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建造于1057年的一座古代石塔。城市里最宽敞的道路,是火车站前一条双向四车道的普通商业街。整个城市最常见的高层建筑,是工厂里耸立的烟囱。人们身上的衣服,似乎也没有深土川特区那样追赶潮流。从表面上来看,绣城和如今中国其他的重工业城市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除了人。
在绣城的大街上,可以看到不少人甚至在利用等红灯的时间里,仍然捧着一在尽快的扫上两眼。
未必是这个人有多么好学,也许他的单位今天有一场测验正在准备。
相对于其他的工业城市,绣城早晨的通勤车就要多的多了。一辆辆刷着厂名、公司名,圆头圆脑的公交车从辛晓松眼前驶过,似乎没有一个尽头。
一般来说,工厂建在城内的企业是不需要通勤车的。只有上下班需要的时间太长,单位为了不影响工作时间和职工工作效率,才会配备通勤。
从绣城街道上的通勤车数量来看,显然有很多工厂已经迁出了城市。
随着绣城开放特区的可能越来越大,绣城的土地价值无疑正在快速增长。将工厂迁去城郊,空出来的土地进行开发,便成了很多企业的选择。学习新课公司搞房地产开发照顾自己人,这绝对是一个争取人心的好手段。
由此带来的荣誉感和虚荣心的满足,能够为企业领导进行改革争取到足够多的支持。
这些早上坐在通勤车里的人,乘车的时候仍然不忘捧着一来看。也不一定就是好学,或许是看闲书解闷,或者是兴趣爱好呢?
但是莫名的,辛晓松会觉得,绣城这个城市是和其他城市不同的。
其实说来也简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再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奇迹摆在面前,更能激发人们的行动力了。
新科集团胡文海的都市传说,在绣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从红点瞄准镜到蓝色小药丸,从锂电池到电力电子,科学技术是实打实的能变成真金白银。
这在绣城,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真理了。
为什么胡文海能行,我不能行?
这是很多人心里的真实想法。
绣城的企业也有很多在技术改革中尝到了甜头,绣城重型机械厂,建筑机械和建筑车辆不仅供应全国,甚至还大量出口到伊拉克,最近就连一些欧洲国家都有过来询问价格的企业。
绣城计算机厂,从七十亿项目里拿下了多项电子产品的生产。不仅如此,在普林斯顿大学高材生女厂长冉妮的带领下,绣城计算机厂还掌握了g发声器的技术。为新科电子提供的发声单元应用在出口到苏联电子游戏机上,兼且还担任了游戏机的组装工作,每年利润上亿元!
绣城纺织厂,在渤海省放开纺织品控制之后,凭借自行研发的化纤混纺技术更是赚了个盆满驮满。
在绣城里,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一些工人提出的技改方案如果获得通过,组织上也会授予相当让人满意的奖励。在八级工体系之外,绣城也开始进行专业等级考试。相同岗位和工作,更能多领一份职称工资,以便鼓励工人对本专业知识的学习。
有的个体户将大沽的煎饼果子进行改良,符合东北人口味之后大受欢迎。因为能够节省早餐的时间,就餐方式灵活而口味独特,两个月的时间就风靡全城。光是靠开煎饼果子的培训班和卖餐车,改良人就短时间里聚拢起了大量的财富,更是享受到绣城日报的特刊采访和报道。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当然也有类似“远红外频谱能量治疗仪”之类的民科、伪科学产品在市面上流传,不过绣城官方对这些假货贩子的打击力度很强烈,算是把副作用限制在了最小。
这么多凭借技术致富的人和企业,发挥着巨大的带头示范作用。在绣城,一股学习的热潮正在席卷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虽然难免有些功利,但是但凡有些上进心的人,无不在废尽了心思去思考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或者找到一个能够获得人们欢迎的好点子。
哪怕再小的成功几率,乘上绣城的百万市民,总会有成功的幸运儿。而这些幸运儿又带动更多的人走上这条道路,知识改变命运便成了绣城人的共识。
辛晓松虽然对绣城这种气氛的成因不太了解,但作为一座研究所的所长,他实在是太熟悉这种感觉了。
就好像他身处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座大学。
这个绣城,还真是一个特别的城市。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更优质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