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大乾帝国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朝廷毕竟放心不下，也心有不甘。而独立于湘淮系的仁曦太后亲信吴棠署理江督，朝廷便可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改变“外重内轻”的局面。

对朝廷的用心，老于权谋的曾、李当然心知肚明，决定抵制。曾伯函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绍泉前往河洛剿绺，而李宗羲、丁雨生或是“才略稍短”或是“资格太浅”，难胜其职。此时，李绍泉就任两江总督才刚满五个月，更不愿受领此命。在接到命令的第三天，就写信给曾伯函，商量对策。他认为如果仁曦太后亲信吴棠署理江督，其“用人行政或多变局”，恳请曾伯函“能否另再设法拟议之处，仰祈熟筹密陈”，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他提出或以胞兄李筱泉为“苏抚兼通商”，以丁雨生为江苏布政使；或以李筱泉署理江督，仍以丁雨生“兼苏抚通商”。当然，他也知道人事敏感，自己妄议并不妥当，同时表示“此非章桐所敢与闻”。但此事事关重大，他还是忍不住提醒曾伯函“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仅过了两天，他又给曾伯函写了此信，提出最好是维持现状，如果不能维持现状，希望能按李宗羲(字雨亭)建议，曾、李对调；虽然曾伯函曾表示过“决不回任”，但李绍泉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剿绺，会有贪恋两江总督之位、躲避艰巨任务之嫌，所以劝曾“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拟，请以章桐代吾师剿贼。如尊意肯俯徇众望，回驻金陵，则后路大局，满盘俱活，不致掣动”。也就是他们的“底线”是要保住湘、淮对两江的控制。

几乎同时，李绍泉在给亲朋好友的信中更坦率地写道：“鄙人于西北形势生疏，而所部各军尽调归爵相四镇之内，冒昧前去，非特迁地弗良，岂忍夺爵相已成之局。诸将闻弟视师，必皆舍彼就此，一军两帅，牵制殊多，况饷源全恃吴中，付托非人，转运接济终必匮乏，恐于前敌无甚裨助，而东南全局先自动摇。”他知道，“一军两帅”从来是用兵之大忌，将领将在“两帅”间无所适从，贻误军机；而更难办的是，因为“裁湘留淮”曾伯函剿绺的精锐部队系以淮军为主，如果自己去后这些将领实际将唯自己的命令是听，而不大会服从曾伯函的指挥，将给曾伯函造成不小麻烦。另外，“两江”为饷源重地，他与曾伯函当然极害怕失去对如此重要之处的实际控制。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绍泉在11月25日覆奏，陈明不能率兵前去剿绺的种种理由。而且，由于曾伯函坚决表示不愿回任，因此无法“对调”。结果，朝廷只能维持现状，而且捏着鼻子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

正是由于曾李师徒的联合抵制，终于使朝廷妥协，曾、李依旧（www.hao8.net）保持了对两江的控制。这场地方与中枢博弈的结果，虽然使得湘淮系保住了两江，但却使得朝廷对湘淮系的坐大更加的警惕。

从彤郅四年5月底接到北上剿绺的命令，到彤郅五年年底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曾伯函的剿绺以失败而告终。朝廷丝毫不理会曾氏屡遭败绩的种种苦衷，丝毫不念及他镇压圣平天国的汗马功劳，而是多次严旨切责。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曾氏受到廷寄责备七次，御史参劾五次，由于连吃败仗又屡遭朝廷严责，曾伯函终于感到衰病难持，告假休息。朝廷却顺水推舟，在他休假期满后仍要他在营调理一月，病愈后进京陛见一次，而钦差大臣关防暂由李绍泉署理。但令人寻味的是，要李绍泉接替曾伯函任钦差大臣前去剿绺的谕旨却未提及由何人接替李绍泉的两江总督之职。这有两个可能：一是李绍泉仍兼任两江总督，二是以后任命他人。实际上李绍泉知道前线军务繁重，自己不可能兼任江督。但让他人接任，于公于私他都难以接受：于公认为他人不会也无能力全力为他筹饷，于私不愿肥缺旁落。当然，他认为如能任命曾伯函重回江督之职，则于公于私最为理想。但曾伯函以老病告假，不能剿绺何堪两江总督重任？朝廷对曾伯函本就防范有加，现在更不满意，又如何可能让他再担江督重任？

李绍泉接到谕旨后，立即走马上任。在彤郅五年12月3日他赴前线一个多月后写了《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这个二千余言的颇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其主旨就是强调筹饷的重要。他指出曾伯函在早些时候的奏折附片中说“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兵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而这一年多以来一直是“曾伯函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强调自己到徐州剿绺刚一个多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他深有体会地强调说：“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难接济。”接下来的一句，看似无意，其实却透露出之所以再三强调军需粮饷重要性的具体目的：“曾伯函老病侵寻，自萌退志。臣每谆切恳劝，谓若不耐军事之劳顿，即请回任筹饷，坐镇要区。彼总以精力衰惫相谢，然亦以剿绺全军专恃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撼，与臣再四密商，迄无嘉谟可以入告，是不得不仰赖朝廷之善为区处矣！”总之情况就是这样，请朝廷权衡决定，实仍表明希望朝廷让曾重回江督之意。他进一步对朝廷明言：“今谕旨并未令人接办江督与通商要件，而询及应否移扎豫境”，如果率兵打仗与两江筹饷二事都要我兼任，那我到远离两江的河南就无法兼顾两江，必将误事，而“后路根本重地，皆新复之区，又多通商口岸，设有蠢动，更难兼顾。臣反复推究事理，务求一是，纲领全在得人”。最后他明确说道：如果“皇上若仍令臣兵饷兼筹”，那我就只能前进到徐州为止。如果“皇上专责臣以讨贼”，我不必兼筹粮饷，当然可以进兵河南，但朝廷一定要解决粮饷。因为“在本境可兼管地方，驻别省即不能兼管地方。如不兼管地方，军需当责之何人，缺乏当如何处置，非一二空谈能有实济”。其潜台词仍是给朝廷施压，要其按己意任命曾伯函重回两江，但又句句在理，朝廷不能不认真考虑。

看到李绍泉利弊陈明得如此清晰有理的奏折，“纲领全在得人”，朝廷只能谕令曾伯函回两江总督本任，授李绍泉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奉旨后，李绍泉立即于彤郅五年12月19日写了《谢授钦差大臣沥陈下情折》。此折与前折相距半月，由于朝廷答应了自己的要求，所以此折的主要目的利用例行的“谢恩”对自己在前折中对朝廷的施压有所挽回。他诚惶诚恐地表示接旨后“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以前想到前线又感到“后无付托，日夜辗转，悚惶万分”，现在“仰蒙皇上洞鉴，两江所出饷需，实关剿绺全军命脉，特命曾伯函回任筹办，俾臣后路无掣肘之虞。圣慈曲逮，俯察艰难，无微不至，臣等应如何感奋，复何敢稍有推诿，致误事机？谨当恪遵谕旨，俟曾伯函回任后料理交卸，驰赴前敌”。当然，曾伯函回任仍有客观困难。因他不久前以衰老病多，不堪公务繁重，不能见客、阅读公文，病情短期内不得好转等为理由陈请开缺，怎好立即就回江督任上呢？精明老练的李绍泉当然能想到此点，所以紧接着就替曾伯函圆场说：“臣熟知曾伯函积劳久病，时形衰惫。其前奏不能见客及畏阅公牍等语，皆系实情。屡接来函，深以地方公务烦重，精力不支，必欲坚辞回任。臣虽专函商恳，但既叠请开缺在先，亦自恐贻误于后，其素性耿介，量而后入，固久在圣明鉴照之中。”由于曾伯函仍随军在营，一时难以或很可能是仍感不便立即回金陵就任，李绍泉又于彤郅六年2月日给朝廷上了《请饬曾伯函回任片》，再次替曾伯函圆场。他写道：“曾伯函久劳于军，所称衰病情形，实无捏饰。”不过现在“惟感蒙圣主倚畀之隆，臣复仰体眷怀，以大义相劝勉，似可力疾任事”。并一再强调：“长江千里，番舶如织，游匪横行。自臣去金陵后，时恐小有蠢动，回顾不及。督臣必须常驻省会，坐镇四方。”他说曾伯函迟迟在营不回一方面是协助他剿绺，一方面是顾虑“回任迹涉畏难取巧，具见公忠尽抱，贞介素心。臣亦深为感敬。”但他仍强调“臣在江年久，审知后路筹饷察吏，督臣综揽大纲，不可远离”。所以在他即将远赴豫、鄂时，“仍乞圣明敕令曾伯函早日回省，久于其任。则东南已成之局不致败坏，即中原方、张之寇，终可殄除。通计天下大势，关系良非浅鲜。”这三则奏折，他一步一步地得出了曾伯函回任江督是事关“通计天下大势”的结论。

通过这三个奏折，李绍泉有步骤地使不久前还称病陈请开缺的曾伯函名正言顺地回任两江总督。有曾伯函在后方筹饷，李绍泉可以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一重要的职位仍保留在湘、淮手中。

虽然李绍泉做得完美无缺，但一个严重的后果，便是加剧了中枢对地方的猜忌，清流党能够趁势崛起，和中枢意图制衡地方疆臣的势力大有关系。

现在的李绍泉，身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又一次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李绍泉得以担任直隶总督这个以前只有渤人才能够担任的重要职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京营八部军战力低下，朝廷需要他的淮军拱卫京畿，抵御外侵，而在左季皋、曾伯恒等倒台后，随着中枢与地方势力此消彼长，政治嗅觉敏锐的李绍泉已然感到了危机。

他所想到的办法，便是在朝廷里寻找后台以为依靠。

而朝中能成为他依靠的选择，却是不多的。

仁曦太后与敬亲王之间的恩怨，他知道得非常清楚。仁曦太后任用纯亲王的目的是什么，他也明白。

究竟该如何选择呢？

“若要不使当年故事重演，不掌兵可也。”林逸青象是猜到了李绍泉的心思，微微一笑，说道。

李绍泉蓦地一惊，一双深陷的眼睛放出了逼人的光芒。

他未尝不明白林逸青的意思，但是他手中的淮军和拱卫渤海湾的水师，是他的政治资本，没有了这些资本，他还能够办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

“我知道章桐兄在担心什么。”林逸青笑了笑，“小弟虽为兵部侍郎，手中并无一兵一舰，可小弟办的事，却也并不少啊。”

李绍泉没有说话，此时他的内心，正自掀起狂澜。

“教匪乱起，方有湘淮，而今内患已平，湘淮可去之矣。”林逸青接着说道，“湘淮一日不去，朝廷一日难安，徒增猜疑，于国家大计一无所益，章桐兄若要办事无掣肘，则万不可留兵权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