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六章暗示

在茨霍达茨基送出8月4日的“最后通牒”后几天，德国报纸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运动来谴责这种“特别危险的挑衅”，同时充分利用了象下面这样的一些机会来进行巧妙的反驳：斯米格莱-雷兹元帅6日在克拉科夫向波兰退伍军人协会会员发表了激昂的讲话和第二天早晨在波兰保守党机关报《时代报》上出现了同样火热的对讲话的评论文章。

这种反应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此外还有比报上的抨击更坏的事物出现。8月7日早晨希特勒带信给福斯特，叫他在8日去上萨尔茨堡见他；而茨霍达茨基于同一天也从格兰泽尔那里收到了一封答复信，语气并不和解，甚至还带有威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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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向你表示我的惊讶(参议院议长写道)，你竟利用一个完全不可靠的诺言，借此机会由波兰政府出面向但泽政府递交了一份期限短促的最后通牒。……波兰政府突然下令所有波兰海关检查员必须穿着制服、佩带武器以执行他们的任务，这是对条约规定的违反，只能被看作是蓄意的挑衅，目的是企图制造那种最需要反对的事件和暴行。……但泽政府最强烈地抗议波兰政府恫吓要采取的报复行为，它认为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恐吓，其一切后果只能由波兰政府承担。

8月9日魏茨泽克召见波兰驻柏林代办卢鲍米尔斯基亲王，对于德国的直接干预自由市和波兰之间的关系没有作任何解释或辩解，就径自宣读了一份关于但泽海关纠纷的声明。魏茨泽克宣称，德国政府得悉波兰政府向但泽参议院致送照会之事后极为惊讶，该照会

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取消所指称的一项法令——错误地谣传它已由参议院发布——而法令之目的则据说是为了阻止波兰海关检查人员履行其职责。但事实上，但泽自由市参议院从未发布过这种法令。……德国政府认为它有责任向波兰政府指出，一再重复提出这一类的要求……势必要导致德波关系的恶化。

德国政府注意到，波兰政府禁止某些货物从自由市输入波兰的措施，很可能要给但泽人民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据它的意见，如果这种措施继续下去，自由市将别无选择的余地，而只好去寻找“其他的出口可能性，当然也要找进口的其他可能途径”。

圣-阿杜安8月10日发往巴黎的一件电报注意到，德国外交部打算直接同波兰政府驻但泽的代表打交道(正如在这次召见中所透露的)：

德国的统治者们似乎是……在追求一个规定得很巧妙的目的：使参议院宣布，不能再继续由它自己同波兰谈判，必须请求德国在外交行动的范围内保护自由市的利益。这个主意似乎是在准备使波兰在外交上放弃但泽以有利于德国。这样，但泽和华沙之间的分歧就将转变成华沙和柏林之间的一个直接冲突。这将是一个类似于苏台德纠纷中所采取的步骤，那时到了关键时刻，亨莱因先生的地位就被德国取而代之了。

可是，德国政府想在外交方面代表但泽的利益的尝试为波兰政府所挫败了。阿尔齐泽斯基8月10日下午向德国驻华沙代办口头声明，波兰政府否认德国有权干预波兰同自由市的关系，并提出警告说，对于但泽当局试图损害波兰的权利和利益的任何尝试，波兰政府将继续使用“它认为适当的任何手段和措施”来作出反应。

但是与此同时，福斯特从贝希特斯加登返回之后就立即在10日早晨会见了伯克哈特，并告诉他说，希特勒“已达到了他的耐心的最大限度，并且想要知道从7月开始的地区性讲和的尝试仍遭到彻底失败的原因”。在下午第二次往访时，这位地方行政长官通知伯克哈特说，他就要奉邀立即前往上萨尔茨堡，“因为但泽的局势正在变得愈来愈吓人”。最后，在当晚10时福斯特来电话说，元首盼望伯克哈特在11日下午4时去见他。

同时，在8月9日，里宾特洛甫命令正在柏林的毛奇，在没有接到别的通知之前留在那里，并且不要同任何波兰当局有接触。他甚至不准打电话给他的驻华沙大使馆。第二天贝克急于想见到毛奇，但是由于毛奇滞留在柏林，魏茨泽克建议可以由驻华沙大使馆参赞维利希代替他去见阿尔齐泽斯基。维利希得到的指示是，保持一种“纯粹是接受的态度”。虽然毛奇急于要回到他的大使馆去，他还是被留在柏林多过了几天；而维利希这时得到的魏茨泽克的指示则是：“要求你不要在你那里的首都作任何关于德国和波兰的声明的谈话。”

除了一个短暂时刻的缓和外，但泽当地的局势继续在恶化，这一暂时的缓和则是伯克哈特在8月11日临去贝希特斯加登之前，正当茨霍达茨基往访格兰泽尔时取得的。尽管如此，在8月16日茨霍达茨基和格兰泽尔的一次会谈中(会谈似乎进行得很友好)，大家都希望人造黄油和鲜鱼的出口很快就可恢复。两天之后，他们又会晤了一次，这时茨霍达茨基提出一项妥协的解决方案并告诉格兰泽尔说，“波兰决不会做可能引起战争的事”。成立了一个但泽-波兰混合委员会，以讨论同波兰海关检查员地位有关的问题。委员会起先每天开会，并且“气氛谦和有礼”；但是，正如伯克哈特所说的，“不久又发生了新的边境事件，使得所有这些尝试都成为泡影”。以后委员会开会时的“气氛也就不再象起初时那样谦和有礼”。伯克哈特又说，不久“一切合作都证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双方都采用好斗的语调”。不过，也应该公平地提到，当在此对双方公平地进行指责时，有证据表明——远不是显示出一种不妥协的精神——波兰的谈判者确实因愿意作出让步而使得但泽参议院非常困窘。例如，1948年在纽伦堡审讯魏茨泽克时揭露，不久前被任命为里宾特洛甫派驻但泽特别代表的费森迈尔曾于8月19日向柏林写报告，要求准予把对波兰人施加的压力增加到最大限度，因为在谈判他们的海关检查员问题中，他们似乎准备让步到撤走十二名检查员的限度。在以后的讨论中，费森迈尔说，福斯特打算把这一要求增加到撤走大约五十人，而如果“波兰人再让步，那就建议再进一步提高要求，这样就可使协议达不成了”。

在得到外交部的批准后，费森迈尔于8月22日就把使谈判破裂的详细“日程表”送往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