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果细究起源可以现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地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p>

再回到当年。桓温北伐收复洛阳可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众所周知桓温北伐有很大的私心不过因势利导变坏事为好事。也是为政者必须的素质而桓温北伐固然是为了自己篡位建立功业树立威望。打造舆论可是如果形势允许光复中原地不世之功桓温想来也不会拒绝。</p>

于是乎桓温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本来桓温也是做好了几手准备。如果朝廷。真的敢因势利导宣布还都。那么桓温也自然会顺水推舟率军继续北上一举光复。</p>

可是桓温的一丝丝侥幸还是没有得逞。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p>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性甚至在台湾岛上的时候以司徒不群为的所谓清流们也成天在朝堂上这么聒噪。仔细考量萧统也无奈地现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性有很大关系。</p>

出于政治上地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萧统也不是那种死心眼到必须名实一致的人面子工程不做也不行可是如果弄错轻重缓急就大大不该了。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地意义。</p>

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地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地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