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亲戚的名字竟然与外面两位同样面如黑炭的啤酒肚其中的一位名字谐音。我忙说，不是。

副书记说，那就是咱们的书记和乡长。

我怯生生地再次探出头去望时，两人已停止了谈话，眼睛各自在望着不同的方向。

后面的经历告诉我，当时的安宁乡有不少胜过红头文件的不成文的规定，诸如除了书记和乡长之外绝不敢在上班时间站到院内闲聊；因为书记喜欢背着手走路，其他人当然不可以如此；黑不能说黑，必须说成乌；因乡长有一次喝高了，睡觉时大喊“上饭”，“上饭”只能说吃饭而绝不可以提“上饭”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若非想找小鞋，那是绝不能说的。

象我这种清澈见底必少内涵的人自不会得到什么尊重，而且二十岁的青年人要彻底做到“无所谓”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稍有外力袭扰，被强自压制于心底的“争强好胜”便会重新泛滥起来。

或许出于对我过于冒昧的轻视，副书记很快便丧失了跟我继续谈下去的兴趣，尽管正在逐步恢复自信的我还有许多需要表明的内容，但以我当时的水平实在又找不出赖以把话题进行下去的借口，只能眼看着他走出去，恭敬地与立在党办门外的两位啤酒肚谈论着什么。

这当口，秘书给了我一个眼神，有颇多的鼓励和嘉许。人有时候往往是不需要开口讲话的，一个手势或者一个眼神，而且只需要一个手势或者眼神便足以让人的精神振奋。

惴惴不安地等待了感觉极长实际近乎瞬间的时间，三人便达成了默契，当副书记再次招呼我时，我知道自己将会按照调令的要求有一个岗位了，脚步不觉轻松起来，临行时，我特意回头望了一眼秘书，秘书也正抬头冲我微微地点着头。

既然知道了两位啤酒肚就是乡里的最高长官，行到他们身边时，尽管是低着头，我突然觉得应该主动打一声招呼，便庄重地抬起头仰视着他们，怯生生地叫了声“书记、乡长”，手也忙不迭地伸了出去，希望能跟自己的最高长官握一下手。

然而，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我身上，副书记见我打招呼，才忙着作介绍，书记“喔”了一声，待我的手几乎伸到他腋下时才勉强摸了一下我的手也算是握了手，而乡长则干脆装作没有注意到我，只居高临下地笑着。

对于这样的礼遇，我心底里明显飘过一丝不快，但我还是屏住了呼吸尴尬地笑着，只有在急速而又机械地转身后，呼吸才逐渐恢复了正常。

我知道人的第一印象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给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常常要多走不少的弯路。我暗暗地祈祷着，期盼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前程。

之所以在这里费如此多的口舌去讲这许多杂事，主要是因为按照逐级汇报的原则，象我这一级的人员以后少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接触高层领导，除非要竭力地去巴结他们，尽管他们也常深入到具体的单位，但接触的多是中层领导，守着自己的领导见自己领导的领导总是要避嫌的，如过不想穿小鞋的话，千万别被他们亲热的称呼所迷惑，那不过是一种姿态。当然，有时候领导故意摆出的姿态也是一种态度。

副书记亲自送我去位于党办后排的距离绝不会长于党办与政府办之间间隔的按照调令我应该去的镇直部门时，两间平房的外间聚了十几个人说是在开会。

开会的人肯定在不停地抽着烟，地上已被扔了许多烟头，屋内烟雾缭绕且掺杂着浓烈的旱烟味，我们推门而入时，几乎看不清屋里人的面孔。

他们不约而同地起了身，脸孔多是恭维地冲向副书记，纷纷打着招呼，及至副书记介绍我时，他们只是冲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而后又象有一种外力似地把他们的脖子扭向了副书记，尽管副书记的话并不多，他们还是仰视着他，直至他随意地说了句“你们忙”便欲离开，我注意到十几双脚都在挪动，至少已作出了挪动的姿势，虽然副书记再三劝阻，他们还是把他送出了门，似乎不这样便亏欠了什么似的。

副书记离去后，其中的一位老者便把我让到了他原来的与主持人对面的位置上，我当时并不懂这样做是极不礼貌的，便心安理得地坐下来准备听会。

由于我的意外加入，位置明显紧张起来，他便讪笑着往已坐满了人的排椅上挤，大家虽一再挪动懒得挪动的屁股，他仍然只能有半个屁股放到排椅上，人们便说，委屈所长了。

他显然不是所长，而且反应极快，顺口就是一句“龟儿子才是所长呢”。

另一位老者，必是所长，立即痛迎了一句“所长不是你爹吗？”。

不是所长的老者见说漏了嘴不好收场，自我解嘲地说，姥姥的，守着驼子不敢说矮话。

恰所长个子不高，常常引以为憾，此话当然又触及了他的隐痛，脖子上已然青筋突兀，面红耳赤，反骂道，“姥姥，矮个子还强不过驴脸？”

我仔细端量着，让座老者果然脸较常人长出了许多，他待要再去反驳时，主持人板着脸已在说“继续开会”，这场欲要持久的争论只能以让座老者吃了亏而收场。

会议主持人便是农业副乡长，与老者沾亲带故，但凡在我所经历的场合中，农业副乡长总是偏向于所长，这或许只是一种姿态，即使这样，让座老者也常常牢骚满腹。

与会者则多是从各部门临时抽调的人员，副乡长宣布会议重新开始的话音刚落，会议的气氛立即又热烈起来，其中的一位公鸭嗓子嚷得最欢，此刻他的光脚已从拖鞋里逃出来放到了排椅上，他边咔嚓咔嚓地剪着脚指甲边东一句西一句地发着言，旁边的一位则悄悄地把他的拖鞋踢到了桌底下，以致于散会后他满屋子地找拖鞋。

会议气氛虽热烈，但由于发言毫无秩序和节制而显得有些乱，让突然加入的我一时间难以适应，默默地耐心听了许久，我才渐渐地辨出了其中的味道。

原来他们在研究农村的三角债清理兑现，说是农村的三角债已到了非常严重非清理不可的程度，前面已过了宣传发动、调查摸底和各村自行清理三个阶段，其时研究的是镇干部如何介入以及镇干部的奖励政策，会议已接近了尾声。

读大学的时候，曾听有过农村基层经历的老师讲过，乡镇政府是共和国的最低一级政府，工作研究的多是“如何做怎么办”而不是“为什么做”的问题，问题多、事情杂、漫无头绪的乱是乡镇工作最大的特点。老师讲得明白，学生也觉听得明白，却怎么也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明确的印象。

就这样毫无准备地一下子便参与了其中，我感到好奇、新鲜、兴奋、激动、跃跃欲试，竭力要跟上他们的节奏，暗暗地虽费尽了脑力，始终也无法把这些零乱的毫无规律的发言和信息聚拢到一块而形成一个方案，万一要我去整理这个方案怎么办？我必定会茫然无措而颜面尽失，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正独自担心，激烈的争论已渐渐平息，坐到紧紧拼凑到一起的三张办公桌的其中能够显示出主持位置的一张后面同样在认真地听着的副乡长便咳了一声，认真地在一个精致的小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每写一会儿，便要抬头问一句“是这样吗？”，得到的回答当然是众口一词的“嗯”“对”之类的判断词。待副乡长记完了，会议便散了。

3

果如老师所言，即使开头再困难的事情，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乡镇确有数不清的类似这样的活动，譬如计划生育、提留征收、消灭工业空白村、集体出工、土地调整等等，日后的经历让我渐渐发现了这样一个被顽固而严格坚持着的固定程式：拟定方案——试点——推广——总结，其中的四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某一阶段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哪怕是走过场也必认认真真。

最不能缺少的是材料，材料不仅是用来读给人听的，而且是工作成果的结晶。由于当时打印机在乡镇尚属稀罕物，因此，一手漂亮的字配之以流畅的材料是当时乡镇机关工作者最重要的两项素质，而且漂亮的字往往比流畅的材料更重要，因为材料必须通过字来给人以第一观感，美好的第一印象常常能够起到“一俊遮百丑”的作用。如若不信，大家不妨去辨一下用打印机打印和一位能写漂亮字的人手抄的同一份材料的观感。

只要具备了这两项素质，在乡镇便能顺理成章地被推崇为“才人”，常用“一支笔”来形容。这让我感到好笑，在我看来，材料不过是写作者按照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在对事物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简单至能够说清楚问题的文字表述和记录，反映的不仅是写作者的文字功底，而且代表着写作者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人的肚量和品格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难以想象，一个气量狭小品格低劣的人能写出优秀的文章来，所以称“用心写作”。

肯定是从这个角度讲，搞材料是机关里公认的最为枯燥乏味的工作，少有人愿做，连秘书也是不做的，材料多推给了前面讲述中提及的通讯报道员，后来又成立了乡文化站，叫做文化站长，文化站长便是乡里的“一支笔”。

我常常想，这主要是由于人的素质所决定的，那时候的乡干部有三分之二是临时工合同工，余下的三分之一正式干部也多是部队专业或接班或就工或通过其他途径转正的，尽管他们大多有着中专甚至大学的学历，但翻开他们的第一学历，能有个全日制的高中学历已算是相当不错了，初中高小之类的更是比比皆是。这当然怪不得他们，是国家高等教育一度出现断层的必然结果。

随着国家成人高等教育的兴起，他们纷纷获得了高学历，虽然他们的学历只要集体为其垫交足够的学费甚至勿需上学便可以轻松获得，但他们毕竟已是具有高学历的干部了，即使有再高的学历限制，也不能影响到他们的提拔使用，眼瞅着有不少人蹭蹭地升了上去，虽然绝少有人冲破副县级这个关，毕竟曾主政一方不虚此生。尽管如此，他们确是那个年代忠实执行党委政府决议的一群人。

我很快便发现，自己忽视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至关重要的哲理，文字功底当然是可以练的，而能力的提高则必须得有经历，在经历中不断地磨练。

能够让我尽快地认识到这一点的经历，当数在我刚获得书记赏识后的那一段。应该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得上获得单位最高领导赏识更容易激发年轻人的热情，尤其是这种完全凭能力和才华而非时下流行的依赖金钱等物质因素而作为获得方式的赏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居然是我思想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急于喷发的热情和因此而引发的沾沾自喜纠缠到一起，一扫紧紧罩到我身上的阴霾，让我的心情如同自己的脚步一样变得轻松起来。

但如果当时能够象现在这样耐心地品一下，便可以发现其实我整个人都是自相矛盾的：目标仍然模糊，我甚至说不清自己到底意欲何为，朦胧中有一种接触领导的愿望，细想起来，又不是别人理解的那种急于投机钻营的心理在作怪，只觉得能够紧跟在领导身边便是一件荣耀无比的事情。至后来，目标清晰了，接触领导的机会多了，这种感觉反而不见了，总喜欢有意无意地躲着他们。

或许这只是个例，我原本就是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人，只希望自己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便已经足够。于是，便有人当场作难，还不是的工资让你衣食无忧？如果让你象下岗工人那样断了工资，便不会有如此想法了。

当真去想象了一下没有工资的生活，无非是吃糠咽菜，生活苦一点儿，苦一点儿又有何不可？思想上或者说骨子里还在牢不可破地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有才华，就没有人能压得住，尽可以恃才傲物，经常用来支持和安慰自己这一思想的处世格言是：粗重的铁棒能够压死巨象，但要压死蚂蚁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行动上又急于表现，企图不放过任何一次能够引起书记足够重视的机会，嘴里却喊着“我无所不能，一切都无所谓”，甚至常常为此与人做一些无所谓的争论。

自相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引发人的变化，我的心理开始变得脆弱，情绪极易起伏不定，突出表现为：患得患失，常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

那一段，我必定如此地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逢晚上临睡前，必要把一天经过的事情放电影似地过一遍，大到方向问题，小至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愤怒，否则便强迫自己绝不能睡过去。

幸亏这一习惯坚持得并不长久，仅那么一小段的时间便已搞得我睡眠明显不足，长期下去会患上精神衰弱症，因为我已明显感觉到这种费尽心机的思量过去之后，显然已激活了脑细胞，要么长久兴奋愈是想睡反而睡不着，要么即使睡过去也总在漫无边际地做着梦，醒来后累得脑袋生疼睡了反不如不睡。越是这样越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负担，常常会因为一件小事情而让自己惴惴不安好长一阵子。

这无异是天真的和幼稚的，由于自己的风头，一种暗中较劲无暇预料也无法预料地发生了：显然是感觉我撼动了文化站长“一支笔”的地位，一向跟我甚为投缘的他变得对我不冷不热起来。

至此，我方才意识到，工作是有分工的，盲目地抢风头，哪怕是多做了工作也会侵犯别人的利益。我敢说，随后发生的一件不起眼的事儿必定让他找回了自尊，因为他看我时的笑是那样的狡黠、诡秘与自得。

那是某一天的上午十点，正是乡里搞社会主义教育的休会期间，书记突然找到了我们俩，安排他下午欲作的一个报告的撰写。由于时间紧迫，报告被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由我负责，下半部分则由他负责。

有了上面的文字，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我当时的心情，这不仅是我第一次独立地去完成在我看来是这样重要的任务，而且是书记亲自安排的，那里面可是透着多么重要而又严肃的信任、鼓励和支持。我被一股神圣的使命感充盈着，决心要把自己的水平十二万分地发挥出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报答书记的知遇之恩。

看得出来，他同样在激动不已，毕恭毕敬着，勉力克制着自己不让内心的冲动表现出来。我暗暗讨厌他这种做作，他是一个让我无论如何都感到小气的人，似乎一枚树叶就能够打破他的脑袋，我认为这便是临时工的通病，尽管他后来转了正，但仍保持着这种风格，甚至从来不敢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他这样分辩说，何谓小事？机关里压根就没有小事。

以我当时的水平当然无法理解他话中的含意，只注意到他把接受这样一次任务赋予了更多的对比与竞争意义上的安排，比我更加重视，虽然他仍是一脸轻松，甚至近乎自言自语地跟我东扯西拉了足足有二十分钟。

我早就听人说过，他年纪轻轻便已修炼到了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火候，是安宁乡机关里的年轻人当中最有前途的一位。

这本是他实实在在地优于我值得我认真学习的方面，却因为这样一段经历总让我瞧他不起：大约是我在工委的那一年，县委尤其重视宣传工作，把在县报的发稿量当成一项硬性指标分派到各乡镇。乡党委政府便相应制定了鼓励到县报投稿的奖励政策，规定每在县报发表一篇稿件除报社的稿费外，再奖励现金10元。

为便于管理，同时规定凡是关于乡里工作的宣传性稿件都需经过他手。其时正值消灭企业空白村喊得最响的时候，关于乡村工业发展的稿子自是最易见报。不料，他居然把我的稿子改头换面以自己的名义拿到县报发了。

当时，我的目光被不知天高地厚地定格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所以并不在乎这些小事小非。然而，之后类似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便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了，最不该的还是他不该在这个当口儿在我面前大谈特谈什么肚量，说是什么有多大肚量就可以做多大的事儿，似乎我当着许多人的面儿去过问这事有多么的不应该。

他有一张巧舌如簧的嘴，寻常事件他总能找到千万般理由，但我那次有根有据的质问确让他只顾肚子一张一缩地呼吸而半天没有应答。我原该体谅他的难处，他是有任务的，但有任务也不能不择手段，这更加验证了同事们关于他“心眼特多”的传言。

在汉字中，心眼多是正常的事儿，若是特多便走向了极端，连人品也是要打折扣的，人品不好的人多是小心眼儿。

或许由于他的分头状似出卖过江姐的叛徒蒲志高的造型，所以人们背地里称他“小叛”或“小蒲”。实际上，这是他为人处世最贴切的反映，据同事们说，他们曾专门考验过他，只要当着他的面说过的领导的坏话，领导往往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获知。

接近领导并没有什么不好，否则领导如何才能认识你理解你赏识你，但绝不可存有出卖朋友踏着别人肩头往上爬的念头，因为只要有哪怕是稍纵即逝的机会，人们也会找出让你露出狐狸尾巴的方法。

就这样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学生，我自信不会输于他，因为他的文章软缺少气势而且常有不通顺的毛病几乎是同事们的共识，尽管他自视甚高，常吹嘘“能文必有才，有才必能文”，但这毕竟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我自接受任务那一刻起便开始了艰苦的构思。

我承认当时的自己远不如他老道，但一系列的事件让我的观念早已固执地把他从优秀的文人（暂且这么称呼吧）当中归到了投机文人（或许这样的文人已算不得文人，只能是政客）的行列，自认为不在同一档次，所以更不想输于他，不仅在质量上，也包括气势和速度。

现实却冷酷地让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我的任务完成不及一半时，他已顺利完成了任务，并在距书记规定的十一点交差的时间恰恰差十分钟的时候去向书记交差了。

可能是由于对自己要求过于苛刻的原因，那一段我总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待任何事，所以总让自己疲惫不堪，实践证明，如果长期让自己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往往会让自己丧失做事的兴趣，甚至信心。

事实上，我已多次推翻了多次已顺利完成却都感不尽人意的构思，至最后居然觉得自己怎么也无法拿定主意。待总算确定了最终方案后，那种平日里激情飞扬故意到办公室这种常挤满了办事或闲聊的人而显得吵闹杂乱的环境里写材料借以不知要炫耀点儿什么的优雅心情突然间不见了，原本极为敏捷的思路被紧紧地堵住了，而且越是这样越觉得无从下笔，尤其在他兴冲冲地去交差后，我已写不出任何东西，心情躁乱已极，不住地为自己的无能而无可奈何而沮丧泄气。

过了异常漫长实际上却不过分钟的时间，他已返回来叫我，说是书记中午有接待任务必须赶在下班前看材料。

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地说，可，我还没完呢。

没完也要过去。他加重了语气，让人怎么听都觉得是在幸灾乐祸。

我丧失了理智，顾不上客观存在的时间，仍在顽固地坚持着，而且思路也豁然开朗，当真下笔如流，如果不能够写完，岂不枉费了满腹才华。

书记终于不得不亲自赶过来了，他并没有责备我，眼神里却飘过一丝稍纵即逝的遗憾。书记当然也有着常人的自尊，不失宽宏大量地说，讲话呗，有个东西比划着就行了，咱又不是没讲过。

他越是这样越让我感到惴惴不安，尽管后来的经历证实，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对我的赏识，“一支笔”在旁边的一句“小林文章很厉害”的看似夸奖却实在是不合时宜的恭维话更加重了我的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下午听报告，书记原封不动地读了我费尽脑力写出的那一段，配之以他那浑厚的嗓音，当真让人感觉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散文诗那样的流畅，然而只是极短的时间，他便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挥，又让人明显地感觉到是那样的不衔接。

正自责着，书记已读到了“一支笔”负责的那一部分，听着是这样的熟悉，且有几处明显地不通顺。我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身子蓦地一振，顾不上继续听报告，便赶回了办公室。我把书记的报告跟上级领导的讲话作了认真地对比，原来他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上级领导的讲话，几处明显不通的地方正是他曾改动过的地方，甚至连报告中的事例也只是简单地把事例中涉及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了本乡的。

那时的我还无法理解甚至想象这样的事实，又把过去的报告甚至工作方案尽最大可能地找出来进行了对比，居然全部如此。至此，我才彻底弄清了机关公文的奥妙，后来的经历也让我渐渐理解了这一做法——最上级的文件必定是经过全面的调研才做出的，不仅上级的精神不能违背，而且即使要在不违背精神的前提下突破原来的框框和格式也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乡镇这一级，也绝不会具备这样的实力和勇气。

然而，凭此即可获得“一支笔”的称呼并以此沾沾自喜却难免让人感到可笑，我恶毒地想，只要有上级的报告稿和小学生的作文水平，就可以写出同样优秀的乡镇领导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