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豪强地主为阶级基础的东汉政权到了中后期，日益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封建地主和封建官吏兼并土地日益加剧，官府的剥削压迫日趋严重，统治阶级内部、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争斗长期不休。这一切最终导致东汉王朝统治的日趋腐朽，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黄巾大起义。山东地区的青州黄巾军起义斗争构成了这次农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齐鲁大地留下了较大影响。</p>

青州黄巾起义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首先是外戚与宦官专权导致政治腐败。东汉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窦氏兄弟因此执掌了国家大权。然而宦官也不甘示弱，宦官和外戚先后展开了四次较大的政治较量。一次是窦太后死后，和帝与中常侍、宦官郑众密谋捕杀窦氏兄弟，郑众得势，使宦官的政治势力增强。第二次是和帝死后，安帝即位，邓太后临朝，重用外戚和宦官，邓太后死后，朝中宦官在安帝支持下诛杀了外戚邓氏。第三次是安帝阎皇后兄弟阎显执掌朝政，专横跋扈，安帝死后，宦官集团势力又诛杀了阎氏兄弟，立顺帝。第四次是顺帝时，皇后梁氏兄弟又专权，外戚集团势力达到了顶峰。梁太后死后，桓帝和宦官合谋，消灭了梁氏兄弟及其党羽。梁氏兄弟被清除后，宦官专权现象更为严重。他们横行天下，暴掠无度，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p>

外戚与宦官的激烈争斗后来又演变为东汉后期的代表豪族门阀势力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与宦官之间的斗争，又导致了两次“党锢”事件的发生。当时宦官选举、征辟不以德才，而是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爱憎为标准，这就严重地侵夺了地主士人进身政治显要的道路。他们与官僚士大们结合在一起，在朝廷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反宦官势力。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9年），宦官诬告李膺勾结太学士，结党营私，诽毁朝廷。桓帝大怒，逮捕了李膺等200多人，并将其终身禁锢。公元170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太后之父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辅政，起用李膺等“党人”，并商定诛除宦官。不料事情泄漏，宦官曹节发兵捕杀了窦武、李膺等100多人，而且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远及五属，只要是有官位的，都遭到罢官禁锢的处置。这次党锢事件，既是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斗争的表现，又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风暴到来的先兆。</p>

其次是东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极端腐败。在中央，皇室腐化堕落严重。灵帝时，后宫綵女数千人，一天挥金数百。为了榨取钱财，灵帝还开西邸卖官，上自公卿下至郎吏都有明码标价。仿效朝廷，地方的吏治也腐败到了极点。贪官污吏，横行不法。刺史、守、令大多由宦官的子弟亲属担任，他们搜刮民财，劫掠妇女，无恶不作。据记载，“济阴太守汜宫、济北相崔瑗等臧罪千万以上” （《后汉书·杜乔传》）。沛相王吉滥杀无辜，“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杀人者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惨毒刺刻，不可胜数。”（《后汉书·酷吏王吉传》）当时，山东地区的地方官吏，与中央的外戚、宦官勾结一气，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浊流。</p>

再次，山东人民的悲惨境遇导致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从而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创造了条件。在皇帝、贵族、宦官、官僚地主的重重压迫和剥削下，普通百姓常年辛劳，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破产、逃亡现象日益严重。再加山东地区连年的自然灾害，人民忍无可忍，从东汉中期起，就不断爆发起义。和帝时，在乐安国（相当于今山东博兴、高青、桓台、广饶、寿光等县地）及其周围诸郡，出现了许多小股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劫富济贫，四处活动，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的地方政权。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剧县（今山东寿光南）毕豪举行起义。他们辗转作战达到平原界，在厌次（今阳信东南）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官兵。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七月，山东沿海一带又爆发了张伯路领导的农民起义。张伯路自称将军，率众3000余人，转战沿海一带，杀死地方贪官污吏，声势大震。顺帝统治年间，山东地区特别是青、徐二州的农民，与河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民，同时揭竿而起，打得东汉政府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在泰山、琅琊地区又爆发了公孙举、东郭窦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不断攻杀官吏，挫败官军，发展到了3万多人，活动在青、徐、兖三州地区。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劳丙、叔孙无忌等又在琅琊、泰山一带领导农民起义。这些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在东汉政府官军和豪族地主武装联合镇压下相继失败了。但是山东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前赴后继，终于和全国农民兄弟一起举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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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巾起义前的10多年间，山东地区连年发生灾荒，饥饿的农民离开了家乡，到处流亡。那时候，各地又流行着严重的传染病，贫苦民众死亡很多。无钱的农民无法求医买药，只好向鬼神求助。这样，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宗教组织便在人民群众中间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在山东地区流行最广的是太平道，巨鹿人张角就利用它来作为组织号召农民起义的有力工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