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文生看着碎了一地的纸片儿，有些呆愣，像是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的蹲在地上，一边吃着馍馍，一边儿巴滋巴滋掉眼泪。

说到底，再蛮横也还是一个孩子，不过就是耍耍小孩子脾气，来宣泄内心的不安和无助。

阮绵绵蹲在墙角，托着腮帮子，看着一个半大的孩子，把另一个毛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早熟得让人心疼，特别是嘴角眉梢浅浅地慈爱，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那之后，王文生再也没有发过脾气，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胁迫金桂的筹码了，她还能一直对自己好，事看在恩情的面上。一·夜之间，他也好像长大了，话不多，沉默着会把许多事儿都做好。

甚至，他没再喊过金桂一声下人，他叫她哑姐。

一路磕磕绊绊，他们风餐露宿了三年，终于到了上海，却听说王家的二叔，早就过世了，又一次坠入了绝望的深渊。不过，从希望到失望，他们经历过无数次，也没有那么在意了。

艰难困苦，教会人的总比安逸教给人的多。

到了上海，他们就没有再走，安顿了下来，那年金桂十八岁，文生十三岁。

她上山下地，给人帮佣，替人洗衣服，补衣服，绣花样，练就了一手绣花的好绝活儿，越来越多的人找她干活，她就没日没夜的绣，多挣一个钱，文生就能过得好一些。

说实话，她是打心眼里喜欢他，对他好。

王文生自幼上私塾，写得一手好字，脑子也活翻，读书也是刻苦的，即便是上了一个洋学堂，也成绩斐然。这让金桂很欣慰，即便是做再多的活，再苦的活儿，她都没有半句怨言。

到上海的第五年，文生说要买一架钢琴，他会弹，只是缺乏练习，多多练习，一定能参加很多比赛。

金桂翻遍了家里所有的钱匣子，才凑够了两百块，一架好的钢琴，少说也得一千多块钱。看着手里的钱，她急哭了，像个孩子似的，蹲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她开始想别的法子，她知道，自己长得好看，以前，她是不甚在意的。可有一次，一个姓李的先生说过，只要她跟他困一觉，他就给她五百块钱。

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好看，甚至看到自己的好看。

愣了好久，她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愚蠢的念头，将两百块钱收好，她换了一身旧衣服，就披着夜色出门了，王文生大多是住校的，也很少回来，更不知道，她锅里煮着的永远是锅巴和咸菜。

这一晚，天上的月亮很大很圆，好像是十五，她径直来到码头，站在包工头的面前，比划着，说自己要扛包。

“我们不要女的，你一个女人能有多少力气。”包工头轻蔑地瞥了她一眼，见是一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小丫头，口气也多了几分寒气，摆了摆手，又低头开始记账。

金桂拍了拍自己的胳膊，表示自己有的是力气，包工头头都没有抬，她二话没说，直接冲到船边，扛起一包货物就往岸上走，扛货的男人们，都被这个突然闯入的小丫头吓了一跳，纷纷喊包工头。

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金桂已经扛完了一包货，掉头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