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发展，工业的进步需要国家去进行整合，可以说这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力，而中国自古以来，便是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较为多一些，即便是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王朝，但完成自身改革的时候，也是自上而下来得多，但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推动整个国家一体化，取消关税壁垒，从而让全国的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都可以有效的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

当然最重要的还不是关税的问题，在宋朝的土地上，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在欧洲因为封建制度的原因，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严重一些，徐清之所以如此迫切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强盗，匪患的解决才是重中之重。

中国一直到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到处是强盗和歹徒，他们往往占据着交通要道，沿途打劫路人，商人，甚至是军队，他们都敢直接上去打劫，有的是敲诈勒索，还有的则是直接开战，然后抢夺物资，这都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而他们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宋朝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徐清必须要着手处理他们。

而在这些强盗之中，土司们手中的部队无疑是十分需要注意的一支，因为相比起汉人的逐渐富裕，这些没有什么知识水平，又不愿意与外界接触的土司部族们，往往就会更加热衷与通过抢劫来完成自身的富裕，因此将他们纳入进宋朝的文化体系和制度体系中，从而让他们能够通过努力工作来赚钱，而不是通过抢劫来赚钱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徐清改土归流最主要的目的。

将这些生活贫困的部落民们从残暴统治的土司们手中解放出来，然后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如此一来，这些匪患自然就从这些地方慢慢开始消失，而剩下的一些，则最多是一些小团体了，针对这些小团体，就是严打，这也是前几年就开始的扫黑除恶会严厉执行的原因。

总体来言，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以保证经济繁荣发展而做出的决定，当然，这其中也有生命安全的考虑，不然任何一个人想要出去旅游，都要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歹徒抓住，然后敲诈勒索，甚至连性命都丢掉，那对于全国人口的流通，自然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人口流通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农业社会，农民最重要，生产粮食最重要，所以农业国家，往往需要把人民禁锢在一片地方，让他不要出来，就在那里种地，从而收获粮食，所以对于农业国家来说，人民的移动是很少的，在古代的中国，大概只有知识分子，商人和军人可以自由的移动，而其他人大多数都只是在自己生活的乡村移动，甚至连周围的城市都没有去过，便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毕竟作为农业国家，土地是唯一的生产工具，因此就必须要把人绑在土地上面，以此来为王朝提供足够的资产，而到了工业社会则完全不同，工厂往往会建在一些交通枢纽上，因此工厂必然是密集分布在一个地方的。

因为工厂往往讲究时效性，若是能靠近交通枢纽，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能立刻通过这些交通节点，卖到全世界各地去，还有就是原产地附近，这些都容易聚集大量的企业和工厂，而这些大工厂就需要大量的工人进入其中来创造出财富，因此人口流动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如果人们还是依旧依附在土地上，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来到城市里，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因此将人们送到城市里，就是朝廷需要做的事情，而土司制度和匪患，则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许多内地的百姓不愿意来到沿海地区来打工，他们怕在路上就被那些可怕的组织和匪徒所打劫，以导致自己辛苦赚取一年的费用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而这对于工业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于解决地区性的贫富差距也很不利，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人口聚集，如今宋朝五个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城市，几乎全部都汇聚在沿海地区，而在内地，大量的城市人口在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徘徊，而他们周围的农村和小城市，则汇聚了上千万的人口，这显然是工业社会所不喜欢的。

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前往大城市，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便是通往大城市的道路上，有许多匪患，这些盗匪盘踞山林，通过勒索来获得收入，要想让这些小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往大城市移动，就需要解决掉这些威胁，而土司制度改革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

相比起其他的匪患，土司手底下的部队要更加精锐，同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组织，十分严密，而土司自己也有着官府的封号和头衔，因此他们的存在往往更加名正言顺，在当地的势力极大，往往便是当地的衙门都不敢跨区去管他们，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朝廷必须着手的，这些人手上的人，都是受过军事化训练的，虽然与正规部队不能相比，但若是当了匪徒，那战斗力绝对是比一般人厉害的多，同时他们在城市里也有自己的人，因此那些大商队的移动，某一个村子人口的移动，他们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便可以在这些人既定的路线上，伏击，从而获得整个商队或者是一个村子辛苦一年得到的钱财，这些都让周围的人不敢继续前往城市，这显然是一个不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