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铎既然决定扫荡浙东，便立马雷厉风行，命令多罗贝勒博洛，拣选精锐二十万，准备三日后，挥师南下。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多铎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凑齐大军所需要的粮草物资，除了大汉贼洪承畴能力过人之外，主要还是清廷占据江南，侵夺了无数汉人的资产，手中物资银钱极其充沛。

有明一代，士绅爱财，国有难而不愿捐其财也。

毅宗皇帝末年，朝廷财政崩溃，天子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饷的命令，责成勋戚、太监和百官报効，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

捐饷之事，本非可取之策，但天子既然下命，勋贵皇亲世受国恩，况朝廷以到危难之时，覆巢之下无完卵，勋贵皇亲为了自身之利，也该为国出力，但天子之命下达之后，达官贵人们却相顾不动。

毅宗皇帝见此，只得派内官徐高，密谕周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让他纳银十二万两，给其他臣工做个榜样，但周奎不肯答应，说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能捐一万两。

周奎身为天子的岳父，平日所受之恩惠，岂止万两，天子认为太少，要他至少拿出二万两。周奎却咬定牙关，就是不肯，结果周后实在看不过去，于是暗中派人送去五千两，而周奎不仅自己一个铜子不添，反将周后送来的银子扣下两千，只以三千两应命，实际捐了个负数。

满朝勋戚当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输银二万两，晋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不过几十两、几百两不等，聊以应景。

不久大顺军进城，从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其他财物也值几十万两，而大顺在北京仅追赃助饷就得七千余万两之巨。

毅宗皇帝下命捐饷之举固然不妥，但国家在最危难的时刻，勋贵皇亲却如此爱财，国家上层贵族如此，广大士绅爱财之风气，在明季可见一般。

江南之地，素有抗税之风，但朝廷所征之商税，其实并不繁重，但士绅惜财，与东林串联，不愿交付，结果使明代财政始终处在捉襟见肘的边缘。

清军南下之后，江南士绅在国家危难之时，才恍然醒悟，毁家纾难者不在少数，但大势已去，不仅自身被清廷屠戮，几代积攒之财，也成了清军南下攻灭明军的军资。

王彦在入楚之前，为筹集军费，用尽百般办法，而清廷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可以肆无忌惮的屠杀江南士绅，获取银钱。

世人言守业远比创业难，破坏者往往要比守业者占据更多优势。

满清以关外小族，统摄大半个中国，其钱财多来自破坏劫掠，而南明朝廷却不能伤害自己的子民，清廷靠着劫掠来的财富，施慧于小民，减免赋税收买人心，而南明却没有这样的不义之财，还得收取赋税，甚至加税，来维持朝廷运转和与清廷的作战，长久之下，财政和人心，都对南明不利起来。

这时多铎靠着清廷在江南掠夺的物资，轻易组织二十万大军攻浙东，侯方域的舵主令也传遍金陵。

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多铎从江南各地抽调的南征兵马，集结于江宁郊外。

清晨，多铎将江宁事务交给洪承畴，而后便在护卫的拥簇下，骑马出城，江宁百官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