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施宵禁，每个驻有官府的城市一到晚上，就要锁上城门，禁止出入城市。城门的钥匙也要交到地方官的内衙，到了清代就必须要交给地方驻军长官收执，即使是城里的最高级文官晚上有紧急公务要出城，也要向驻军长官申领钥匙。同时在大街交叉路口上也要拦起栅栏，栅栏开有门，门口有关卡，设有类似于现代岗亭的“卡房”，由官府的衙役看守，不准通行。

夜夜宵禁对于人民生活来说妨碍并不很大，可是对于有些专靠黑夜掩护才能进行的违法行业来说，就是个大问题。比如娼妓晚上出去唱堂会，回家时就要有麻烦（《金瓶梅》的故事里没这个问题，因为西门庆本人就是管理治安的官员）。另外赌博业也是历代法律严禁的，所以赌徒为避人耳目，大多是在晚上聚赌。常常在赌到夜深人静之时，输光了的赌徒只好回家。可是城里的道路都已被栅栏拦死，不准通行。赌徒们只好绕道，趟臭水塘子，或者越荒野地。即使这样还会被巡夜的更夫或者是带人巡逻的长官拦下盘问，难免会露馅。

清代小说《歧路灯》讲的是赌博害人子弟的故事。所以这本书里讲到了不少赌徒逃避宵禁的办法。比如有权有势的赌徒就利用权势。比如父亲为布政使的盛希侨，就大大咧咧地说：“夜深了，打上我这边灯笼（布政司），栅栏上也没人敢拦；锁了栅栏，他们也不敢不开。”

而无权无势的赌徒就依靠油滑。比如夏逢若带了主人公谭绍闻夜赌回家，正好碰到县官巡夜，“只见碗口大字一个灯笼，上面写着‘正堂’两个字，有四五个人跟着，一位老爷骑着马”。两人被拦下盘问，夏逢若不慌不忙说道：“是取药哩。”骑在马上的县官老爷立即接口道：“拿药来验！”夏逢若从袖子里取出一封药，上面还牒着一个方子。从人拿起灯笼，那县官展方一看，问道：“是你什么人害病？是何病症？”夏逢若回答道：“是小人母亲害心口疼。”那县官微笑了一下，说道：“这医生真是该死。”于是就将药递于从人转付夏逢若，又问：“那一个人呢？”夏逢若道：“是小人兄弟。”那县官就此放他们过了栅栏的关卡。谭绍闻吓了个半死，夏逢若笑着告诉他：“晚上街头走动，说是取药就不犯夜了。这一包子金银花，我已使过三遭了。”他花了五分银子买的金银花，被当作了晚上走动的通行证，那个药方也是他在药铺里偷来的，所以被长官看出破绽，但不愿细究而已。

历代这样规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持治安，不过效果却大可怀疑。明末进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的间隔敲锣。尽管如此，而且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宅院被夜贼抢劫一空的事还常常发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人就是盗贼，或者是和盗贼合伙。经常失盗的结果是再要用人来监视更夫。听说在欧洲人口稠密的城市里，警卫倒不是用来防止国内的盗窃，而是用来保卫公民以免侵略者的袭击，中国人确实感到很惊异”。

现时今日，对社会公众实施的宵禁往往与戒严并行，是指政府动用军事力量实施的全国或者局部地区的紧急管制措施，包括禁止公民进入公共场所、实行通行证制度、断绝交通等，属于最为严厉的军事或者准军事管制措施，世界各国的法律对此都有规定。我国深圳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一直到2005年5月29日凌晨两点才开始正式取消运行了20多年的宵禁制度，区内居民24小时都可以自由通行。

此外，对具体个人也有实行宵禁措施的。

宵禁令是一种社区令，可对任何年龄的犯人适用。宵禁令不应与适用保释（thegrantofbail）附加宵禁相混淆。宵禁令是一个最终处置措施，而不是一个悬而不决的审判或判决。宵禁令可以具体指出宵禁的地点和时间，但宵禁令自下达之日起执行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对于16岁以下的犯人，不得超过3个月。在此期间每天宵禁时间不能少于2小时，但不得多于12小时。

宵禁安排不得与犯人上班或上学时间相冲突，或者与犯人其他社区令的时间相冲突。宵禁令必须指定一人负责在宵禁期间监控犯人的行踪。现在，有的在其手上带上电子标签，监控被执行人的行动。

法庭必须使用通常的语言向犯人解释宵禁令的效果以及不遵守规定条件的后果。以前适用宵禁令必须要征得犯人同意，但到1997年被取消。法庭必须了解犯人适用宵禁令的地区及犯人家庭的有关情况。适用宵禁令通常不需要审前报告，但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

适用宵禁令并不是要把犯人在大多数时间里困在家里，其目的主要在于：使犯人能够上班，参加培训课程，以及参加社区服务或接受毒品滥用处遇。宵禁令有助于减少一些形式的犯罪，如盗窃汽车或从汽车里盗窃财物等。宵禁期间可以要求犯人不得进入某一特定的场所，如商场、酒吧等，或要求他们在晚间或周末呆在家里。如在周末晚上7点到次日早上7点只能呆在家里，不得外出。对闹事球迷而言，如果被判此令，晚上就不能出去看球赛，对其就是一种很好的惩罚措施。<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