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我毫不犹豫，这不是不给王书记面子，这个面子实在不能给，这类“三种人”横行霸道惯了，遭上稍微像我这样认识两个人有点背景的横不出来一个道歉轻松过关，皮肉无伤，农村哪有哪么多认识上面人的人，普通民还不让他整得家破人亡。“王书记，按理说，你出来中间说合，我应该罢手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可张卫青胆子也太大了，都一九七九年了，他都带敢荷枪实弹的基干民兵去抄一个守法社员的家，还是在他耍流氓不成的情况下。这种人留着对咱公社、对你、对老百姓们都是一个大害。”

王书记想了想也觉得后怕，起初他调和的目的很简单，一则毕竟是同事，二呢个别县领导在张卫青降职到他手下专门打过招呼，既不能让张受了委屈，又不能让张再犯错误，三是出了这样的事捅出去他和公社的脸面也不好看，所以才想压下来，听我一解释，又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供着这尊神，轻拿不得，重放不得，做工作简单，粗暴，啥也弄不成，捅漏子一捅就是个大的，让人没法收拾，这简直是个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说不定啥时候爆炸连我一块也报销了，这帐划不来，不能因为帮你把我一家老小也搭上。既然有人要送瘟神，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是仁尽义至了。唉，把这尊瘟神送走也是福，再去祸害谁家那就是他的事了，该那家倒霉，。想到这里，王书记拍了拍我的肩膀，点点头走了出去。

我走到机房门口送王书记出去，只见张卫青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估计事先王书记把有关我的情况已告诉了他，要不还没过什么真招，他就先软了。见王书记出来，张卫青急忙迎上去，扫了我一下，眼里露出了一丝恐慌，毕竟作赋心虚。

他俩正谈着，声音突然高了起来，“王书记，你再给他好好说说，不行我在全公社有线广播上作检查，给吴永丽道歉，给她家道歉，还要怎的，我这次栽得够惨了，千万不敢再捅到县里、地区。”当时农村每个社员家里都安有线广播，，每个公社都有广播站。

“老张，刚跟你说了，我去劝了没劝住，再说你也太过分，自已先胡闹，又贴什么大字报，还敢带武装基干民兵去抄吴永丽的家，真的哪个民兵枪走了火，老张你这不是把我往监狱里送。要是眼红我这公社书记我让位，可不敢这么作害我。自已回去好好想想该怎么办，你这一脚算踢到铁板上了。”

“球，”张卫青突然猛扬起头，“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不让，还能咬下老子的丢，我张卫青也是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这条小泥鳅瞎蹦哒还能挡住不让我走路，他复避资本主义还有理了，不就地区、县里认识一两个人吗？我的战友没下台的省里还有呢，谁怕谁，我就不信一个土农民还能反了天，他有人，老子也去找人。”恶恨恨瞪了我一眼，招呼也没跟王书记打一声，闯到车棚推起一辆自行车就像一只掐了头的苍蝇没看清目标一头撞在旁边的柱子上摔倒，起身定了定神复骑车，丧家犬一样窜了出去——回县城了。

我蔑视地望着他的背影，土农民，土农民怎么了，农民就活该让你们欺负，欺负了连声都不敢吭一声才对，小子，你这次不仅是惹了农民，你也惹了法律，你犯了国家的王法了，土农民也要收拾你，小样儿，还治不了你。

又过了一会，电话铃响起，话务员接起电话，“那谁，你要的地区电知通了。”

我赶忙接电话，“是郭主任吗，你好，我是郭勇的同学我是永明县玉平公社的吴永成。”电话中我把详细情况说了一遍，郭天明主任也相当气愤，“昨天郭勇给我打过电话但不知道是什么事，你家这事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发生在张卫青一个人身上的事，它反映了相当一些同志极左思想仍然存在，怕老百姓富起来，老认为农民富了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老纠缠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事不仅你们县有，其它县也存在，这种现象不解决，中央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难上加难，哼，老搞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来我准备过两天跑各县调查情况，有你们家这个事，倒提前了我的工作日程，这种问题不尽快处理，不震动一下，有些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搁下电话女话务员悄悄凑上来说，“你可办了件好事，那张书记顶不是东西，见了哪个女的也望上凑。以后你打电话随时都可以来。”

机房出来，和王书记打了招呼，替四姐请了几天假，便和胡云珍回村了。

一脸焦急的爹、妈、三姐夫等人一直在村口上等待，见我们回来上来拉住我，“到公社他们没打你吧，不行咱就认了吧，谁让咱是农民，是个捣土坷垃的农业社社员(农业社原指五十年代的农村合作社，现代指生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