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一间空教室，里面是一地的老式防毒面具，成千上万。都是当时救援人员留下的，没有被填埋，随意地堆放着。当年，每个防毒面具后面都有一个英雄，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全都奉献在了这里。他们后来遭遇了什么，现在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这里除了老旧许多，一切都还是当年的原样。站在防毒面具堆中，仿佛再次时光穿越了，我有点体会到28年前，重返危机现场的感觉。灾难当头，人命关天，舍生忘死。

我走近，捡起一个防毒面具，一抖，里面散落大量灰尘。手上的盖革计数器几乎要爆了，这里有重辐射源！

瞬间，我的无线麦克风就失声了。身后的魏凯也一摊手，摄像机等电子设备，一并儿全瘫痪。

回到车里，摆弄着相机，看我们进切尔诺贝利一路拍的照片，发现了问题。我和梁红，原来无论在哪儿拍照，都带着笑。在奥伊米亚康零下50c的极寒下如此，在摩加迪沙的暴力街头依然如此。但在切尔诺贝利的所有照片里，我们的脸上都没有一丝笑意，全透着恐惧。

可能自己不觉得，但表情出卖了我们。

30公里，故土难离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不能轻易地来，也不能轻易地离开。

出30公里辐射圈的时候，有一个检查站。进去的每个人出来都要接受全身检查，包括携带的物品。管理方不希望有任何放射性的污染物被带出去。如果有超过辐射值的东西，包括人，都会被扣下做清洗。“洗澡”很昂贵，600美元。

所幸我们控制得还好，全都通过。

向导和司机就此和我们告别，他们这才接下了我发的烟。

开着车，我们围着切尔诺贝利30公里辐射区的围墙转意犹未尽，围墙里面我们不能再待，辐射超标，太玩命也不行一天实在太短，我还想寻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一群很大的鸟儿，在草地上觅食，像是变异的鹳。这一天进出，我们没有看见三头六臂的物种。

前方有人在招手，是个50多岁的乌克兰大婶，要搭便车我高兴疯了，终于遇到个体制外的人了，她可能会告诉我们些不一样的东西。

上车之后，我让梁红把副驾驶腾给了她。问她去哪儿她说切尔诺贝利。这儿就是啊？她指了指南边，那里有个村子。

聊天中，她不太愿意回答我们关于核电厂的事情，只挑不太关键的说了一些。其实她也是切尔诺贝利“体制内”的人目前在园区内当会计。她说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里面，还有很多人在工作；也正因为有人一直在维护，才能保证不会再有大事故发生。

这匹马竟然敢吃这里的草，真是“无知者无畏”。

但是现在情况不容乐观，石棺坚固的外壳，挡不住地下水的渗透。反应堆内的核物质随着地下水，还在继续污染着周围地区，甚至居民的饮用水源。石棺依然像一个延时引爆的地雷。28年过去了，4号反应堆还在制造着威胁。

里面的工作人员，每天都穿着防护服，带着盖革计数器累计自己每天吸收的辐射量。工作人员都是大批轮换，每工作15天，这一拨人就必须得撤走，五年之后，才可以再回去工作。

“你还住在这里，不害怕吗？”

她说不害怕，这里是她的家，她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跟奥伊米亚康的当地人一样，他们也是故土难离。人的这种情愫很奇怪，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危险，人们总是难舍自己生养的故土。切尔诺贝利隔离区附近，现在还住着将近800人，绝大多数是退了休的老人，自愿回到这里。

他们已经通了电，少数还装了电话。人们在隔离区里种菜饲养家禽、捕鱼打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你身边的人，都还健康吗？”

她苦笑，很无奈地告诉我们，死去的也已经去了天堂该得病的也已经得病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她的孩子们都住在基辅，那里很安全，她自己现在身体也很健康。

我们假设了一下，如果在基辅给她提供一个居住的地方她会不会去？大婶不假思索地说：“不可能去，切尔诺贝利是我的家。”

送大婶到家，典型的欧式村落。房屋稀疏，家禽游走，居民耕作，一个年轻人在学摩托车。一切都井然有序，夹杂着恬静的笑容。

除了看不见的核辐射，这里一片祥和，俨然农家乐。

驱车去乌克兰首都基辅。那儿有一个小区，托尔耶什那。据说当年从普里皮亚季被迁出去的人，很多被分到了这里。

一个安宁的社区。这些居民楼，这些公共设备，和普里皮亚季是那么的相似。区别只在于，一个在切尔诺贝利之内，一个在外；一个有人居住，一个是无人区。

几经打听，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60多岁的老人，他就是当年发生爆炸时，住在普里皮亚季的亲历者。此刻正带着孙子在小区里荡秋千，但是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抗拒镜头。就简单说了几句，他现在过得还不错，当时一起迁过来很多人，多数都患了癌症。

我很想听听当年灾难亲历者的描述，不愿就此放弃。后来又打听了很多人，敲了很多门，但一直在碰钉子，吃闭门羹。有些人还恨恨地看着我们，怪我们提起切尔诺贝利的事，驱赶我们。

20多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的伤痕，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心里。

一切都被丢在这里，我们已经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