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学期一结束，九三级经管、法学等专业的学生们，就如早春昭苏之万物般蠢动起来。他们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的典型试验品——师范院校招收的非师范专业的学生，且每个专业又都是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最需要最被看好的最狂热的专业。

我国改革开放后，允许公有制和私有制合法并存，于是乎，外资企业及国内私有制企业的逢勃发展起来。那些私有制企业对人才需求的现实，使我们改革的决策者，不得不一边鼓励人们放弃铁饭碗“下海”，一边对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和分配方案作调整。1985年出台《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打破过去高校全部按照国家统一计划招生，学生毕业后又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规定；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和招收少数自费生等三种招生方法。不久又允许各高校招收自费的脱产成人教育生。如果说委托代培生和自费生是教育改革的试验品的话，那么脱产的成人教育生即成了牺牲品。成人教育所开设的专业有的与正规教育所设专业一样，有的是正规教育从未有过的，五花八门，看起来更前卫更能满足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如市场营销、文秘、计算机应用、房地产管理及营销、法学、经济管理、工商管理、会计、物流管理、土建、服装设计、室内装簧设计、证券学、金融学、电子制造等等。成人教育对当时高校来说，是次教育品，却是金矿——国家允许高校自主开釆的无制约的金矿。教育体制改革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是在小学到中学阶段实行免费的普及的义务教育，到大学阶段是收费教育；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却反其道而行。我们把教育资源重点放在教育的最后阶段，或许是为了培养尖子人材，似乎无可厚非，可是这种人材的培育方式，与人类造人方式类似。人类造人时，一大堆的小蝌蚪，争着进入生命之宫门，无法进入者，有如我们小学、中学收费阶段相当部分“劣质”者（没钱缴学费者）给淘汰了；进入宫中后，又有更多弱者被弃，有如我们落榜的考生；余下极个别的强者才有机会与卵子结合，造出人来，有如我们的大学生，成了天之娇子。改革前，我们大、中专院校所需的一切费用，也完完全全由国库买单。但是，单靠计划性划拨的相对透明且少的经费，制约着那些院校有权用钱的人的“自由”以及学述的发展。改革后，正规教育中所规定的招收委托代培生和自费生的名额，是受到国家限制的、较少的，学生所缴的学费也比成人教育生少得多。而成人教育的名额，国家几乎没有限制，由各校自主。成人教育生实际上是青一色的高考落榜生，并非暂时脱产再深造的社会职业人员。于是，各高校均不示弱，都盲目地开设一些与经济社会有关的专业(不管师资和教材是否能满足)，大肆吸金。最搞笑的是九二、九三年入学读经济管理和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了。一九九二年，我国的经济体制还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一九九三年，改为“市场经济”，一下子否决了原先“计划”。一时，我们那些学生和教师都无所适从。全国一下子找不到“市场经济”学的相关教材。我们的教育队伍根深蒂固的反“资”思想，一下子也被迫改变了——他们不得不到处寻找外国先进的教材，学习和了解人家“市场”的精髓。

罗成炳就是那个时期的试验品。他们的专业学制为二年，第四学期一开始，即春节一过，他们这批试验品就被安排上市试销——实习。原则上，学校要求学生自找实习单位，地点不限，时间一个月，工作内容、性质不限，只要实习期满后，按时返校上课且交上一份‘工作’总结、一份实习报告则可。倘若实在无法自找实习单位的话，学校可统一帮忙解决。自找单位实习的，放寒假前学校统一发一份学校的介绍信和一份调查表格，要求各实习单位给他们的试销品打分——为确保打分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实习单位必需加盖公章。赵白云向罗成炳提议让学校统一安排，一起在桂林实习，罗成炳不肯。他满蓄大志，决定放弃所谓的实习，想好好地利用这个月的时间，真正去触摸触摸社会，为半年后真正走上社会做准备。

春节欢快的气芬还未散尽，罗成炳便挤在打工的人潮中，到了广州，到中山大学找阿空，寄居在他的宿舍里。一进中大，罗成炳就感到‘开放’与‘传统’的强烈差别：同为大学，中大到处可听到同龄男女腰间BP机的响声、学生们谈兼职、评股市行情之声，一片充满生机活力的景象；而王城师大，没有见到一个学生有传呼机，更无法听到什么升跌之类的话题，显示了它的闭塞、传统和死气沉沉。他自然而然地拿两所学校作各方面的比较，比来比去，比出他自己的窝囊和悲哀来——似乎学校的差，是给他人生抹了黑。尽管桂林有甲天下的山山水水把王城师大环抱在中心，也无法为他争到足够的荣光，洗刷他心中早已生就的羞辱，他又一次恨自己不争气当上了“试验品”，更恨对他进行试验的人。更令他感慨的是，两间学校对“性器”问题的处理，截然不同：中大思想前瞻，不怕出乱子，把两种性器混杂着放在一幢楼里隔壁而居，且没有什么“宏观”手段，男女可自由串舍互访；王城师大呢，别说让男女同楼栖息，邻楼也没有，男女要划地为界、分区而治，女舍区还配有高围墙大铁门，外加几个门卫二十四小时站岗守护，谢绝男生入访，所以雄性器官插翼也飞不进去，绝对不用担心两种本是相互吸引的性器，会混杂粘连其中。

每天早上，阿空一去上课，罗成炳也就离开他的宿舍，在中大后门坐船过江，到北京路一带悠转。早餐、午餐他都在外面自行解决，晚餐才赶回中大与阿空一起在学生食堂吃。一连五天的早出晚归，他跑遍了大半个广州市，参加了几场大型的人材市场交流会，他汗颜了、失望了。在这里云集着全国各地的学子人材，似乎永远都是供过于求之势。前来应聘者中，又绝大多数是本科以上学历的，也不泛硕士生、博士生，且个个要么是英语过四、六级，要么就是电子、计算机等理工科专业的精英，要么又都是名校的高材生。而他罗成炳呢？虽说所学专业曾一时被社会看好，可是二年制的专科算个什么屁？别看象他罗成炳者诸众，也算捞了个“天之骄子”之光环，耀刺过世俗之眼，也曾使那些“死抓草丛戏水”而了无生机的师范生们慕妒得红了眼；可是，在“天父”的眼里，罗成炳他们之流，压根儿只算是他庶出的三流“天子”。他们虽说是代培生，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自费生。当时，在高校里，一等公民是公费生——一切费用由国家负责，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成为“国家干部”；二等公民是代培生，一切费用由国家或具体委托代培的地方或用人单位支付，在校与公费生享受同等待遇，毕业后，由委托方按代培的有关规定安排工作；三等公民是自费生，一切费用自个承担不说，毕业后，工作要他们自找；末等公民当然是脱产成人教育班的学生了，他们象自费生一样，一切费用自负、工作自找外，但还是在印记上比自费生低了一个大大的档次——自费生的毕业证书与公费生、代培生没有两样，都是由国家教委统一印制、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而成人教育班的学生的毕业证书，是由地方教育部门印制的“高等成人教育毕业证书”，虽说这种文凭国家也承认，但因省份不同而异，可谓花花绿绿、五花八门了。在当时的学生中，一级瞧不起一级，最后的那些末等公民们被压扼得几乎抬不起头做人。这种等级的意识使得凸凹两种性具的组合，发生了畸变：高级别的雄性器官若想找低级别级的雌性器官，相对容易，而低级别的雄性器官若想找高级别的雌性器官却被笑为“懒哈蟆想吃天鹅肉”，难！

罗成炳想不到会有这么人多想“下海”争食，知道自己那点所谓的专业知识，是无法拿出来与别人比的，因而忧郁满腔。甭说他，就拿他们班中专业成绩第一、第二的赵白云和亦彤彤来说吧，懂些什么呢？他们学过证券学，知道“股票”这一概念，却不知指数为何物；学过计算机应用，除了懂得用WPS系统，一分钟打二十多个字左右外，其他方面是一巧不通的；学过会计、审计、统计学原理，可是会计报表都难以看得懂……这也难怪他们。譬如证券学，你叫他们如何学得精？当时，我们国家引进了“股票”，也于1987年9月在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也正式挂牌开业了，可是我国当时有多少真正懂得证券操作的学者、专家呢？别说相关的师资、教材缺乏，就是我们国家层面的有关决策者、操作者，都要花长时间去不断摸索、研究，甚至往后的十多年内，都无法制定出相应的相对完善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成熟的标准的操作规程来。罗成炳不知道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只是下意识地憎恨起那些把他们当成试验品来试验的人。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不再去人材市场，而是成天价泡电影院，想借沉淀自己浮澡的情绪，忘却心中的羞辱。广州茫然无望了，第八天，他决定按原计划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深圳去看看。

深圳特区是由几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及其所属的一片荒山野岭，脱变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这里敛集着大量的财富和人才，成为国内新的移民城市；无论是城市的规划、建筑物的高度、街道的宽度，还是绿化、卫生方面，老城广州都无法与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