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年满八岁了，到了入学的年龄。不知道什么原因，父亲舍近求远，把我送到龙巢寺的马蹬完小。可能是看重教育，注重质量的缘故吧。

当年我的姐姐已小学毕业，回家帮父亲做点家务，还能挣半个劳力的工分。父亲几年来，又当爹又当妈的辛苦，总算有了点小小的补偿。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学前，我就能数两百个数，认几十个常用字。父亲给我买的动物故事的连环画我都能认会背。所以入学报名，一次通过。而且后来学习也很好。

马蹬小学给了我终生难以忘却的美的印象。美好的印象当然不是环境条件，况且我的父亲曾在那里陪过罪呢。

第一个美好的印象是我的班主任，是个女的，叫穆玉范。矮个子，短头发。印象里她经常穿着蓝色西服。圆脸，非常白，白得好像从来就没见过太阳一样。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声音圆润甜美。他有一个复员军人的男朋友(或是丈夫)，住在她那里。那男的是个大个子，不修边幅，闲着没事干，就在龙巢寺周边开荒种菜。听別人说好像他们的关系不好。其实我也为穆老师不平，总觉得亏了。你说，小小年纪竟能生出这种想法。

跟穆老师一样美好是第一次听到了留声机的声音。那是在上唱歌课时，穆老师给放的。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二郎山”。后来知道这首歌是歌颂解放军进藏时遇到困难和克服困难的事迹的。我那时哪知道这些呀，还以为是唱我们后营的二郎山呢。那歌声高亢嘹亮，充满激情。真可谓是天簌之音。我从来没听过，不知道人间还有这种声音。听一回就叫人享受一辈子。

第三个美好的事情是我有了一个好朋友。他叫徐小群，家住徐家营，即出了马蹬北寨门的第一个村子。我们一见如故，就像贾宝玉初次见秦钟一般。每天上学都要先到他家然后再一起走向学校。放学后我还要到他家玩一会儿。他母亲也对我好，感觉就像我的母亲一样。可是好景不长。因为他是地主徐黑东小老婆生的，解放后，他妈本已跟徐黑东脱离了婚姻关系，分房另住。可是跟地主成份的瓜葛总也扯不清。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自己，1958年初她带着小群回老家许昌了。为此我伤心了好一阵子。

接下来就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马蹬小学被政府征作它用。徐家营的人并到贺家营，徐家营成了“红专学校”。也不知是以后的一年多学校就没认真办，还是怎么了，对那段的学校生活竟没留下什么印象。所以我特别珍视我的蒙学第一年。

这个时候父亲被调到马蹬街木业社。我们王营被合并到沟北的后洼村。姐姐参加青年突击队，大炼钢铁去了。

木业社在马蹬街的北关。进了寨门走一小段路，见到第一条向正手转的巷道就拐弯。再走一截儿，就能听到从木业社里传出来的叮叮梆梆的声音。听着声音就可以找到木业社了。这是父亲在家里跟我说的。也是我第一次按着路线自己找去的。父亲看到我，丢下手里的活就把我抱了起来。高兴地说：“没想到你还真能找来。”我却哭了，不知道是激动啊还是委屈，也许二者都有吧。

晌午饭就在木业社里吃。吃的是白面馍、青菜豆腐汤。吃得可饱了。

吃了饭，趁着大家歇晌的时间，父亲带我到马蹬街上转转。马蹬街只有一条正街。也是从县城西来向东方向去的唯一通衢。街道均是青石铺就。那青石已磨得光滑润泽。

一街两旁尽是店铺。翘檐雕饰、透镂窗花、古色古香。门面均是木板嵌成，昼抽夜合。房屋多是二进三进院落。户户之间均有封火硬山，高低错落，重叠有致。使街道更加灵秀多姿。

进了东寨门往正手一拐，就是一个古戏楼。戏楼朝北是一个大园子，可容纳几百上千人在那里看戏。在此以后我也曾几次在那园子里看过戏。小时候是骑在大人的肩上看；稍长大点，就爬墙上树，钻来窜去地闹；长大成人再去看，那戏楼就扒掉了；再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连地也在水下看不见了。出了东门往东走去，在几个村子里有我的姑家、外祖家、还有两个堂姐家。所以，对那一带我是熟悉的。顺着大道继续向东，即可通向内乡、邓县、南阳等大的地方。

马蹬西关，我最熟悉的是有好几座石牌坊、寨门外的柏树行和龙巢寺。

只有南门我却陌生。因为出了南门继续往远里走，就是河流大山。在家里夜夜都能看到南山常年不熄的野火。也经常见到人们一担担的柴草都是出自南山。对于南门外的世界总有一种荒凉可怕的感觉。那可能是我从未出过南门，对那里不熟悉的缘故吧。

下午，我们回到了木业社，父亲继续干活。只见父亲在做一匹木头的马，那马巨大，比大人们还要高。还长着两只翅膀，看着怪怪的。后来在马蹬街的东寨门上看到了它，金光闪闪，展翅欲飞。原来父亲完成的是一项政治任务。比喻******比奔马还要快，要插上翅膀飞起来了。

那天下午，正好木业社关响。大家都很兴奋。晚上回家，父亲给我们每人一个五分钱的硬币。那可是人民币第一次发行的硬币。看着崭新发亮的硬币，可比那铜钱好玩多了，我爱不释手。晚上睡觉都攥在手里。第二天见了小朋友就向他们炫耀，说我有一枚新硬钱。

因为大炼钢铁，********没了，树没了，家也没了，我们被赶到了后洼靠池塘边的一间房子里。屋里什么也没有。我记得地上铺一领稿荐一张席，一条被子三人盖。再就是一个洋磁盆和几个黑窑碗。吃的是大锅饭，听到敲破铁锨的声音，每人拿上碗筷到食堂吃饭就行了。不用操心柴米油盐。

虽说在搞******，当年农业却大丰收。田边地头到处都是粮食，没人收捡。烂了也没人心疼，人们都在搞大炼钢铁、兴修水利，没人会注意这些。

开始时公共食堂的生活还很好。都以为这就是共产主义，若如此，其实共产主义还是蛮好的，不操心，还能吃饱饭。尽管人没了尊严。

就是住在后洼的日子里，我出花儿了。出花儿就是出“天花”，也叫“痘”。当年听说我姐是出花儿出的脸上有麻子，我就很害怕。白天身边没有人陪护，我一个人睡在地上，昏昏沉沉地高烧了三天。

白天听着水坑里的声声蛙鸣，我就心惊胆颤；夜晚听到远处的狗叫，更是惊惧不已，恶魇不断。好在，夜里父亲是在我身边的，用他那已经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全身，使我安宁，让我平静。

第三天身上开始出疹子，一片片的，手摸上去硬硬的。第五天开始结痂，一个星期全好了。他们说这是出伏花，不是天花，所以我就没长麻子。

1959年春天，我们又搬回自己的家里住了。当时，上边已觉察到了******、“一平二调”给全国农村造成的严重后果。虽然不再大炼钢铁了，但有些事是一下子停不下来的。辟如吃食堂和修水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