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大型家具和椅子之类好一点的东西都被干部们“平调”到自己家里用了。

我父亲白天要出工，为了让我们上食堂打饭能省点力，就把一口大箱子拆了，做了一个带提把的饭盒。我们去打饭可以提上或抬着。

1959年的食堂已不是才吃食堂那会儿，可以在食堂里围着桌子吃。现在是铁锨一敲，人们都拿着盆盆罐罐打回去自己吃。这个时候的生活标准已大不如前。主要是各种菜类加上五谷杂粮面煮上一大锅。壮老力每人三碗，弱老力打八折，我这样的小孩子只能打五折。只听炊事员手里打着饭，嘴里还念念有词：“三八两碗四”、“三五一碗五”。其实对乘法口诀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弄懂的。我们打回去的“饭”，每顿都要留一点，等我父亲黑了回来垫补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父亲个子大，干活又不会偷懒，饭也吃不饱，怕他饿垮了。天天如此，时间长了，我们村的人知道了，都夸我们懂事、孝顺。我们也挺高兴的。其实小孩子还是好办些，没人看见可以偷吃点豌豆龙头，生包谷穗什么的。

再往后的日子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到了秋天，食堂大锅里已很少见到五谷了。扒到锅台上，端起碗来瞧，都能清晰地照见人影。暗地里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端起碗进照相馆，谁要想照合影像，全家扒到锅台上。路上行人开始东倒西歪，好像醉汉一样，走路照不准方向。如果你去过丰都鬼城，那里的雕塑就能形象地再现当时人群的情景。再后来，就开始死人了。有的家里死了人也不报告，为的是能多吃几天死人的“饭”。听说有的地方有人吃人的，我没亲眼见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食堂还照办，工程还照上。

后营的水利工程主要是在二郎山与卧牛山之间的山峡出口修一座水库。也就是大蛇冲出山峡的地方。

后营这地方历史上从来就没种过水田。土地起伏不平，根本无法引水灌溉。所以水库修好后从未发挥过作用。倒是修水库时，吞噬了几条人命。

我三爹王春临，瘦高个子，和我父亲一起都在水库上出工。本来他的身体就不健康。常年病怏怏的，可还照样天天出工。生活又跟不上，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了。一天，他出工路过食堂的保管室门口，看看没人，就进去拿了几片红薯干。刚走出门，不巧碰上了保管员谢五子。谢五子是王家的家客。我三爹想着没什么大事，就往工地上走去。谢五子说：“三爹，你把红薯干放下。”三爹看着不对劲儿，拨腿就跑。边跑边把红薯干塞到了嘴里。没跑几步就被谢五子追上了。谢五子见我三爹把红薯干吃了，就狠狠地踢了他一脚。我三爹当时就口吐白沬，倒地不动了。人们捎信到工地上，我父亲把他拉回去，当天就断了气。

那个时候死了人，连挖坑的人都没有。生产队里虽然也派了人，但都不出力。实际是我父亲一个人挖的坑，把我三爹安葬了。真是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没几天，我二妈也饿死了。又是我父亲挖坑埋的。连挖两个坑，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从此，就得了个伤力病。四十几岁的壮年汉子，抗过了多少艰难困苦，现在却拖着个病怏怏的身子上工、下工，艰难地支撑着我们的家。我们兄弟依然每餐省一口半口给父亲，可也与事无补，因为这“饭”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

记得有一天，父亲从马蹬回来，他说捡了只胎死的羊娃儿，并说这种羊娃儿养人。我们也没看是什么。洗洗用洗脸盆盛着，在夜深人静时煮熟了给我们吃。那晚我们谁也不瞌睡，一直等到半夜，我们连汤带肉，甚至骨头也嚼碎吃了。

那期间，我们吃过杏树叶子，榆树叶子和榆树皮。也吃过雁子屎。就是把雁子屎捡回来用水和和，抟成饼子在脸盆里炕了吃。其实真难吃，我吃了一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了。当然这些都是在半夜三更完成的。

仅仅不到半年时间，为了生存，人们已经没有了廉恥，失去了人性和同情心。有的变成了狼，变成了狗。为了表现积极，讨好上级，干部可以弄虚作假，瞒天过海。为了能使自己活下去，并且要活得更好，他们可以绝情地撕咬同类，独占食物。无产阶级的革命宗旨一时间丢到了九霄云外。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此时正在想着超英压美斗苏修。还有在庐山上忙着跟彭德怀斗狠。不愿意承认******过左的危害。所以下边的“左子左孙”们，就更加变本加利、肆无忌惮地残害原本是要被解放的劳苦大众来。

各村的杏树柳树秃了顶，路边的榆树一行行、白亮亮没有树皮。即使这样，干部们还要坚持“原则”，不许资本主义泛滥。看到谁家房子冒烟，就像日本人进村一样，迅速破门进屋搜查。轻者没收食物、炊具(脸盆、锨、瓢之类)，重者(就是身份不好或老实好欺者)就是一顿暴打。打死打伤从来无人负责。

我们生产队有个叫小大姐儿的女人，个子小，人精明，但也喜欢跟干部们斗个小聪明。一天晚上他到地里偷摘绿豆，被干部们发现了。就把她拉到队部里吊了起来。并且认为是打击坏人、教育群众的好机会。立即召开了社员会，当着全队社员的面垮掉了小大姐的裤子，使其赤裸裸地吊在梁上。天哪，我那时只有七八岁，就感到这是多么可怕啊！有些人切齿无奈，也有几个人在嬉笑羞辱她，甚至还有用棍子抽打她。

用绳子吊的，用棍子打的都是干部。他们浑身有的是力气，但是没了人性。当时的大小队干部，可以随便占有群众的好东西。我们的核桃木睡柜就被队长饶长贵抬回家自用。他们可以偷队里粮食和食物回家喂饱自己的家人，噢，他们不叫偷，叫“拿”。他们可以随意地淫人妻女，因为那时的大多数人们(男人和女人)已没有了性的欲望，也就没有了生殖能力。只有他们担起了中国农村繁衍的重担。他们停妻再娶，欺男霸女。当然也有些有姿色又愿意奉献的女人得到“拯救”，能健康地活下来。

读者诸君，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已经令人发指，无以复加了吧。且慢，要知道这才是************的头一年啊！接着要还苏联的债务。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不吃肉了，腿也浮肿了。一个大国领袖尚且如此，你说百姓的苦难程度会不再复加吗？

写到这里，本章已经结束。可是有一段叫盗墓惊魂的文字无处放，按时序，只能安插此处似觉合适。

1959年的冬天，人们的工作、住处统统又被打乱，重新组合。房屋统一调配。王末僧老婆此时已和他离了婚。他和儿子王存周住到了我家的东梢间。我们两家隔一堵界墙。墙上是屋架，两家人白天说话，晚上打鼾都听得清清楚楚。两家人几年来心存介蒂，不再往来。不碰到面前不说话。

一天夜里，父亲在工地上没回来。半夜睡醒，看到隔壁还亮着灯，听见王末僧爷俩在窃窃私语。我和哥哥就披着被子，站在床上，扒着墙从屋架空里观看。

只见昏暗的灯光下一个狰狞的面目盯着床上一堆五颜六色的东西在给他儿子拣看。边看边小声说：“这是前褡裢儿，那叫满腰转儿；这是玉带扣，那叫玉板指；这是玉塞，那叫玉含……”天太冷，一会儿冻得我们牙齿打战。就盖着被子睡了。过几天父亲回来了，我们把那天夜里的事情跟父亲说了。父亲说：“这事千万别说出去，说出去，又要惹祸了。”又说：“怪不得人们这几天都在说马蹬街王天立的坟被人挖了，这就对了。”

王天立是马蹬街的一个大地主。一生勤俭，积攒了一份颇厚的家业。解放后被划为地主成份。因其为人忠厚老实，一心发家致富，并无损德败行之事。故只给戴帽，末被镇压。这几年东搬西迁，家具也丢完了，加上整天干重活喝稀汤，不堪其苦，一病身亡。家里只剩些细软配饰、小东小西，随身移动，末被丢失。王天立死后，他老婆念他辛劳一生，未曾享福，就把仅有的一些好东西都陪他随了葬。他们家跟后营王家是一个祖先，老坟就在北门外的独柏树旁。

当时就有人传说，王天立家土改时并未上缴金银财宝，死后随葬了不少好东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传言被王未僧听到，遂生歹心。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单人匹马，手拿斧锹，来到王天立的坟前，挖开洞穴，钻进坟墓，用斧子撬开棺材。那时不可能有好棺木，只是个薄皮匣子。王未僧把王天立的嘴里含的、****里塞的、手上带的、甚至连腰带衣服都给扒了，收拾一包袱带了回去。我们那晚看到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就是那些绣品玉器在灯光照射下发出的光芒。

王天立的坟被盗两天后才被人发现。人们告知了王天立的家属。他的妻子儿女前去察看，发现王天立浑身****，面目痛苦，连胳膊也被人扭断了。一家人伤心万分。又从家里拿来布衣，重新装殓掩埋。

破棺盗墓，挖人祖坟列为万恶之首。在民间是不齿于人的。况且下手如此残忍，可见其人其心之歹毒。其心当诛，其身可杀！人们一时猜测多端。终因我父亲怕再惹祸端，我们把此事烂在了肚子里。五十余年岁月轮回，此事如鲠在喉，而今，我把它披露于世，了却一桩心事。

虽不玄幻，却也怡情。承蒙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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