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了农场，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游览天山天池。

那天到天山天池时，因为天气晴好，游人如织。天山天池离乌市不远，只有一百一十公里，很是方便。它生在博格达峰的北坡山腰里。海拔近两千米，湖深一百米。碧水如镜，雪峰倒映，云杉环绕，风景如画。古时被称为“瑶池”，传说是西天王母沐浴梳妆的地方。当地居民从雪山上采下雪莲在路边兜售。有干的也有鲜的，我觉得此物珍稀，也买了一些。估计现在去可就买不到了。

从新疆回程，坐的是兰新线的火车。当年这条线路还是单线，走走停停。更糟糕的是车上服务太差，也不供应开水，盥洗的水也时有时无。厕所污物堆积，臭气熏人。每到一站，就有小贩上车卖开水，一元钱一杯。每逢大站让上车叫卖的小贩交换的条件就是清理厕所。那是我坐过最差的火车。到了柳林站，我们下车去了敦煌。

敦煌是甘肃的主要产棉区，它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两汉南北朝时中原与西域交通的重要门户，在敦煌以西置有玉门关和阳关。敦煌的景点主要是莫高窟、呜沙山和月牙泉。莫高窟有七百三十多孔洞窟，塑像二千四百余尊，壁画更是有四万多平米，其内容浩如烟海，一天两天也只能看个大概。鸣沙山就在月牙泉旁，人从山上急速滑下，沙子会发出嗡嗡的鸣叫声；月牙泉更奇，几亩水面，形似弯月，周围被沙山环绕，沙山经风吹动，经常变幻形状，而月牙泉千百年来，依旧如故，清澈如镜。

这次考察回来后，我写了“春风可度玉门关”的考察报告，建议由总公司出资，我公司出设备，组织人员赴新疆建立回收加工厂。

公司办公会也一致认为这是个好项目，同意实施。但会后却束之高阁，摧了几次，亦未回应，该项目即胎死腹中。

其实领导的真正意图是折腾，在折腾中取利。像这种实打实干的事是入不了他的法眼的，仅仅是叶公好龙罢了。以后几年间，浙江、山东、河南很多有识之士到新疆办厂、收购棉花，都成了气候，几千万上亿元的老板比比皆是。

说到折腾，试举一例，可见一斑。1994年7月份，李总忽然心血来潮，组织各棉厂和县直单位一把手，加上有关科室二十多个人乘坐五辆车子，浩浩荡荡出发了。说是旺季前带厂长们去旅游一次。

车队经常德、贵阳、安顺到达昆明。沿途山大路险，车况也差，颠簸几天，人困马乏，在石林、昆明，稍作休整后，又经大理走滇缅公路到达边城瑞丽。

从瑞丽过境到缅甸的南坎、木姐两个边境县诚，走马观花，浏览了异国风情。在洋人街看黄色录像、购买大烟苞、黄色碟片和水货玉器。

这其间还有个小插曲，在组织办理过境手续的时间里，我们两三个人溜溜达达就越过了边境线，到缅方的村子里转了一圈。他们办好了手续在边检过境时发现少了三个人，正在寻找时，我们却在对面出现了。

在返回途中遇边防检查，发现有涉赚违禁物品，扣留几人。车队又羁留了一天。

到昆明后又继续南下，经云南的河口，广西的百色、南宁、柳州、桂林。一路上除了住宿停留，其他时间都在路上颠簸，事故连连，怨声不绝。

车队离开桂林，路过全州时因雨天路滑，在一转弯处，头车与别人的车相撞，紧跟着的两车为避让，一车四轮朝天，倾覆水中，一车直直开到了稻田里。五辆车就有三车出了事故。

一时间场面大乱。我们的人慌了手脚，喊叫救人。附近的村民纷纷前来抢救。有拿绳子的，也有拿杠子的。抬的抬拉的拉，只听号子声声，嘈杂鼎沸。经过一番抢救，总算没有死人。把伤员送到附近的医院包扎治疗。没受伤的分成两拨，一拨去医院护理，一拨在现场处理善后。村子里的人几乎全员出动，黑压压站了一大片。一个女干部模样的拿着本子点名，一共三十几人，每人要五十元辛劳费，一共发了一千八百多元。看他们有组织有标准的施救，好像这个地方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一天以后，把伤员集中到两辆好车上先行送回家。受损车辆拖运回家修理。其余人员等待坐火车回家。

此一行，有几个老干部一路上骂不绝口，因为不明白出行的目的。说业务考察吧，没有内容，没有对象；说是旅游度假吧，没有时间，一路上像拉练一样，还差点儿丢了性命。有的老干部气得把茶杯都摔了。回家后，有人将这次出行的经过反映给了县纪委，纪委找李总象征性地谈了一次话。这次奇怪的旅行，就是个别行政干部行为的版本，在棉花公司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这次“拉练”回来后，紧接着公司又通知我说，荆州地区财办主任要带一名先进企业的厂长（经理）到昆明参加商办工业座谈会，要我参加。我准备了两天，又接到通知，要我多带两万元钱，陪财办主任到“新马泰”转转。我想我的钱都是职工们的血汗钱，来之不易。怎么能拿来为你们装面子？于是我就拒绝了，当然那次借会议旅游的行程我就没有参加。

时间已经到了1996年的春天。这时我们企业虽然轰轰烈烈，从外面看一片繁荣景象，“内囊却尽上来了”。棉花公司为了甩包袱，把直属的物资公司也划归棉机厂管。

光接受棉花企业的包袱还不算完。县供销社的储运公司，有三十几台破烂不堪的货车，在职和内部退休人员七十余人。内欠工资，外欠贷款，已濒临破产。组织决定，也強压给了棉机厂。还美其名曰：企业内部兼并。这是他们上层的交易，我参不透其中玄机。

至此，连安插带兼并，我的企业已有三百多人，七八个项目。光从供销社和棉厂里安插进来的退居二线的一把手就有五人，加上实职的副厂长，一共九人，一张八仙桌都坐不下。这些人有资历，有关系，来了就要住房、得看病、要优待、不干事，都得当爷供起来。光党支部就有三个，为了适应管理，棉机厂更名为锦棉公司，三个支部合为党总支委员会。

那一年，我使尽了浑身解数，也难以应付，搞得我焦头烂额。一次，原供销车队的一司机，给财政局拉一车玻璃，在应城出了车祸。事故本来不大，但己方的车歪在了稻田里。而司机既不报告，也不处理，玩了个失踪。直到财政局派人到单位来追责任，我才知晓。忍无可忍，我把公司和县社主要领导请到了应城，进行“现场教育”。回来后，我趁热打铁，把那个包袱甩掉了。我管的企业已被弄成这个样子，再来看看棉花公司。李子澜从上至下把组织人事折腾得差不多了，该换的换了，该安插的也安插进来了。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折腾起企业来。把棉花公司原来好好的办公楼、宿舍楼统统拆掉，重新建设。设歌舞厅等娱乐行业，每个大门高价买一对石狮子，而银行贷款余额却年年累加。这任领导折腾得差不多了，关系也打通了，上调走了。又调来了一个经理叫任虎星。

新的经理比起上一任经理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一招也是说动纪委进驻，把上任经理委任的干部查一遍，打一批，安插上自己的人。并把所属企业的经营权、管理权高度集中管理。连各单位的财产保险、设备保险、大小基本建设都收归公司统一管理。说是关心下边的干部，免使其犯错误。好像他自己是廉洁、正义的化身，天生对腐败免疫。实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他们是拿着这些权利去跟各种利益集团做交易，显得财大气粗，好闪展腾挪，作威作福，从中谋利。自从新经理上任后，公司就没盈利过，一年年把企业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1997年，任总安排棉花系统的一把手到深圳考察。目标是港商卢德生的奶品加工项目。到那里以后，天天花天酒地，考察工厂、参观基地。后来知道工厂是卢德生叔叔的，基地是胡乱指的一个奶牛养殖厂。卢德生不过是他叔叔的一名销售科长。想出来创份事业，就找到了棉花总公司的任总，两人一拍即合。

这次安排的考察，主要目的是制造舆论，掩人耳目。回来后他们就付诸行动。我方负责征土地，建厂房，流动资金等，投资一千七百万元；对方从香港引进一套设备，后来听说是在香港淘汰的落后设备价值五十万元，重新刷漆翻新后作价一千八百万元作为股份投入。企业建成了，开始运营了，由对方控股，管经营，棉花公司只是“顾问”。几年以后，企业成熟了，大量的利润开始赚了，企业产权却归了卢德生，棉花公司只落得个“为他人做嫁衣裳”。其中猫腻，不言自明。

还有“141”工程。1994年以后，棉花市场逐步放开，国家的计划开始松动。棉田面积减少，一些民营企业也挤了进来，棉花企业已呈危机之象。然而任总们却决定在江岸镇上马“141”工程。所谓“141”工程，就是以“141型”轧花机为代号的多功能比较现代化的工厂。它是集轧花、剥绒、榨油一条龙的生产线。预算六百万元，而实际投入两千四百万元。它的生产能力要大于该镇实产棉花的两倍还要多。

还有买荒山荒滩工程，又花掉两千多万元。名曰：万一棉花企业破产了，棉花职工好去种地。结果也是血本无归。

纵观棉花企业的主要领导，凡是从企业内部培养起来的或是相对较长时间主政的，企业就能发展壮大，个人也有事业心。反之，凡从行政部门调进的政客型的主政，企业就会遭殃。他们到来必带三个人：基建主管、办公室主任和小车司机。这样他搞大拆大建的项目回扣就保险可靠；收礼、送礼，打通关节，中饱私囊能确保安全；吃喝嫖赌，包养情妇，接送方便。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整人内行，经营外行。我所接触的小小政客，表面是冠冕堂皇的人才，张口说话是仁义道德；暗地里蝇营狗苟，满肚子男盗女娼。对这种人我非常反感和鄙视。

1997年，受到民营企业的冲击，“三五0六”工厂也开始减产和转产。我们的棉絮销售陷入了困境。我派高副总到广西请来了黄老板，他是华南棉絮的销售大亨，对我们棉絮厂实行承包经营，使生产得以维持，职工免于下岗。他也是供销系统引进的第一家外来客商，为盘活企业，引进资金做了个典范。

随着棉花主营业务的不景气，我们锦棉公司也日见式微。

红楼梦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一段话比喻当时的棉花企业十分贴切：“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然不及先前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物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尽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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