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藩帅各有“精兵”，不仅厚加给养而且装饰光鲜，这是形势使然，目的在于以恩宠邀人心，五代时期，莫不如此。

其二，游牧民族历来有用金银装饰器物的习俗如“银胡禄”，就是用银片(或银叶)装饰起来的箭匣，这种装饰习惯也是草原民族的通例。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二月，“药彦稠进回鹘可汗先送秦王金装胡禄”，即用金叶装饰起来的箭匣(或箭袋）。

而游牧民族对于马具的装饰也是如此，所以，契丹鞍具的样式，在五代时就已风靡中原，号称“契丹样”其不仅制作精美，而且装饰华丽，成为当时互相赠送的礼物，以及中原政权三令五申禁止制造的禁品。

晋王李存勖于913年吞饼幽州地区之后，也积极利用燕云地带或“山后八州”丰富的军事资源，史称“李承约字德俭，蓟门人也，少事刘仁恭，为山后八军巡检使，将骑兵两千人.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承约以其骑兵奔晋，晋王以为匡霸指挥使。”

与李承约一起归降晋王的幽州军将还有王思同，从晋王对这些降将建立的军额军号来看，无疑认为他们的归属会起到“匡威定霸”的奇效。

所以，李存勖在获得幽州地区后，立即扭转了与后梁抗衡的颓势状态，并任命心腹大将专门管理“山后八州”地区。

晋王及后唐时期，管理“山后八州”的专门机构是新州团练使，又称“山北团练使。”

李存勖以其弟存矩为新州团练使，统山后八军.此后，太原镇的“胡骑”在军阀割据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910年与后梁爆发的“柏乡之战。”

“晋王进军，距柏乡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骑迫梁营挑战，梁兵不出，营于野河之北，又遣胡骑迫梁营驰射，且诟之。”

“山后八州”资源的重要，也引起了其他割据政权的垂涎与羡慕，朱全忠就是如此。

史称:周知裕“幽州人也.为刘仁恭骑将，梁太祖得知裕喜甚，为置归化军，以知裕为指挥使，凡与晋战所得，及兵背晋而归梁者，皆以隶知裕.粱晋相拒河上十余年，其摧坚陷阵，归化一军为最。

朱全忠的“归化军“，颇有拾人牙慧，用其孑遗的意味。

由于山后地区充沛的军事资源，造成了幽，并地区成为天下强藩;又因为幽，并两镇的统合，造成了五代时期多朝天子皆出太原的特殊现象。

当然，幽，并两镇不仅拥有强大的骑兵，还根据民族部落的不同特点，组织了不同称号的军队。

但用契丹人组成军队并直接投入军阀混战的战场，则首见于刘仁恭割据幽州时期。

因此，所谓“契丹银鞍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或出现的。

兵员构成以契丹人为主，配备的马具(鞍)质量佳好，多以银叶镶嵌，故名“银鞍直。”

其实，“银胡禄”与“银鞍直”(或契丹直)一样，都是藩镇或割据政权利用游牧民族长于骑射的特点组织的军队。

“银胡禄”可能善于射术，“银鞍直”可能长于骑战，它们都是当时军阀割据集团对地区民族资源利用的直接结果。

李存勖建立的“契丹直”军事组织即由此而来。

至于“银鞍契丹直”及其历史结局的话，王思同逃奔太原时为后梁开平元年(907年)。

此后，史籍在记载太原的军队时就经常见到契丹骑兵，如晋王李存勖天佑十五年(918年)八月“大阅于魏郊，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沼，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耀，师旅之盛，近代为最。”

此次阅兵包括了契丹人在内的诸多游牧部落。

《资治通镒》对此事记载得更加明白:“晋王谋大举人寇，周德威将幽州步骑三万，李存审将沧景步骑万人，李嗣源将邢沼步骑万人，王处直遣将将易定步骑万人，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诸部落奚锲丹，室韦，吐谷浑，皆以兵会之.八月，并河东，魏博之兵，大阅于魏卅。”

除去各镇的兵力外，契丹等游牧民族的兵力也有数万之多，且其来源皆属“山后”或“山北”地区。

这说明服从太原晋政权指挥与调动的契丹等游牧民族部落，并不是契丹本部而是居住在“山后八州”地区的游牧人口。

他们自唐朝以来世代居于此，不仅成为幽州藩帅用兵中原的主要力量，也成为燕，云地带用以抵御契丹等游牧民族部落南下的主要力量。

那么，后唐庄宗李存勖是否也有专门以契丹人组建的军队呢?

除前述王重裔曾经“事庄宗为厅直，管契丹直”。

包括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也仍然有“契丹直”的存在，不过此时的“契丹直”已经更大程度地转化为一种专门针对契丹政权设立的政治机构。

据史书记载，天成三年闰八月戊申，“赵德钧献俘于阙下，其蕃将惕隐等五十人留于亲卫，余契丹六百人皆斩之”

像是唐书明宗纪五中的的''亲卫''即指“契丹直”，天成三年即辽朝天显三年(928 年)。

此次俘虏的六七百名契丹人，是辽太宗派来救援定州王都的两员大将秃馁(铁刺)和涅里衮(即蕃将惕隐)分别率领的军兵。

此事，《辽史-太宗纪上》也有记载，但未言“契丹直”事。

《新五代史》及《五代会要》等则对“契丹直”记载颇详:“明宗斩秃馁等六百余人，而赦赫邈(即惕隐涅里衮——笔者)，选其壮健者五十余人为“契丹直”。

其年八月，幽州部送所获番将惕隐已下六百余人至京师，明宗皆赦之，选其尤壮健者，立为契丹直。

而秃馁与惕隐涅里衮(即赫邈)两人被俘后，秃馁被杀，赫邈则被赦免并充任后唐的亲卫军，用意在于对契丹的分化政策并已达到目的。

即使到了之后的10世纪后期，北宋政权也延续了“契丹的存在，但人员数目很少，已是“设而不用”的招徕机构，起着招慰或分化契丹政权的作用。

但是，唐朝末年，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统治幽州时(895，913年)建立的“银胡禄”组织，可能就是后来幽州藩镇拥有的“契丹银鞍直”或“银鞍契丹直”的前身。

因为，后唐时期幽州藩镇拥有一支数目较大的“银鞍契丹直”，并在辅助和维护后唐政权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但其军队结构如何，创始人是谁等，都已无法得其详，仅知赵德均在担任幽州节度使时，曾拥有这样一支数目庞大的军事武装力量，并在清泰三年(936年)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迫降赵德钧于镇州团柏谷时被全部诛另基本终结了“银鞍契丹直”的历史活动。

如史称时契丹主问德钧日:“汝在幽州日，所置银鞍契丹直，何在?”

德钧指示之，契丹尽杀于潞之西郊，遂锁德钧父子入蕃。

可见辽太宗耶律德光对于幽州“银鞍契丹直”具有多么深刻的历史仇恨。

它是中原政权的爪牙，也是后唐政权与契丹军队激烈交战时的“奇兵”与“利器”。

据史书记载:赵德钧统率的“银鞍契丹直”总数 3000人，这支队伍为赵德钧父子统治幽州以及树立他们在后唐政权中的地位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幽州军镇所拥有的“银鞍契丹直”队伍，作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主要以居住在幽州地区的契丹人构成。

但是，它毕竟还没能囊括居住在幽州境内的契丹人口的全部。

因为，这些“拥有银质马鞍的契丹人”，充其量不过是在幽州居住的契丹人中挑选的勇士，而多数的契丹人口仍然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幽州境内，并随着耶律德光在对中原政权取得的全面胜利中，又重新回到部落社会的怀抱，并对历史发展继续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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