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些民军化进程中，始终贯彻着的是移民，穿穴移民，民军从一开始组建就明确了其军事属性，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却是军事化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征。

而基干民军的组建从来就没有停止，不管是新区老区，绝大部分的未婚轻壮全部被陈键锋以这种方式招揽起来，成为自己能全面掌握的力量。

但这仅仅是从形式上完成了对力量的整合，若使这些力量发挥其最大效用，不能采取“奴隶制”，而是在物质上大幅提高其生活质素，精神上使其具备向心力，这一切就体现在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上。

工农业的发展，道路港口运河水利的建设，城镇化等基本建设都需要大量的劳力，这也使得陈键锋有效地解决了就业的问题，而马耕等新兴耕作方式的推广又使得农业在丧失很大比列的劳动人口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劳力紧缺的局面，反而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获得了单位劳力的高效益。

伴随着全民义务教育的实现，鲁北辖区的民军化也基本完成，这时，陈键锋开始关注农村的产权制度和士绅的权益即新型中产阶级的养成，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小作坊式工业使得民军为主的新兴中产阶级的雏形已经显现。

而一些在民军化地产受到损失的士绅通过将转让土地获得的虚拟收入即核算的标准亩作为资本投入工业或商业，反而实现了受益的更大化，还有士绅毕竟是教育程度较高，这个优势使其天然的占据了政府民军的重要岗位职务，使其的利益自然的与陈键锋的鲁北集he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在鲁北实现了原有士绅大的权益只是转移而不是损害，士绅群体而不是消灭而是扩大成为新兴中产阶层的有机的一部分。

这一切随着鲁北的进一步发展，继续加强和巩固，陈键锋在鲁北已经建立其稳固的统治和扎实的群众基础，而这个力量已经不仅仅能满足鲁北自身的要求，迅速成为陈键锋扩张的力量源泉，这也是陈键锋敢于远葛万里染指四川西南的信心源泉。

鄂西战斗的最大收获不是占据了鄂西，而是俘获了那五万川军，这是最宝贵的财富，经过教育“改造”，这批人成为陈键锋图川的最基本的力量，武力永远是辅助手段，只有拥有民众的支持才是建立稳固统治的关键决定性因素。

这批川军人数还太少，不足以成为影响川内民众的决定力量，但他们是种子，随着他们入川开展活动，种子便完成了播种的步骤，而这时，税赋政策，实物物资的发放，宣教就成了促使种子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的肥料水分空气；而滞留鲁北川军家属的迁入鲁北则是进一步扩大种子的数量。

前线在作战，川东陈键锋的群众基础则在这些种子的帮助下很快的得以加强，而这时山东的民军开始大规模入川，和工作队相配合在川东地区迅速的建立了基层政权，而那些受益的川军家属亲戚都成为新的政权的拥磊，即便是其他民众也认为新政权比老政权要好得多，这一局面随着春节的年货和以后的食盐定额发放补助棉花棉布等民生措施的实施更加朝着稳固的方向发展。

而随着夏收的结束和夏税的征收完结，川东受益的民众已经成为陈键锋最坚强的拥磊，而且还成为陈键锋扩张的新生力量，主要由川东当地川人组成的工作队跟在军队的后面迅速开进，在一个个新占据的地方迅速的建立基层政权，形成对这些地方的初步控制，这些都不要鲁北的原有力量负担太多。

这就成就了鲁北的军队在吸收了包括鄂西湖北人，川东川人在内的人员已经不是单纯的山东人部队，而地方政权的人员大部的人员都是川人，但却是涪陵的到巴县，巴县的到成都，而不是在当地任职为主。

即便是这样的状况下，陈键锋依旧没有触及原有的产权制度特别是农村的土地所有权，而是通过利用原有公田官田以及罚没或是征用原军阀高级头目的抢占的田地组建一个个民军示范农场，陈键锋的话就是只打劫强盗土匪。

随着川内大部的占据，土匪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陈键锋之所以对土匪采取强硬举措，源于他一贯坚持的准则，为恶就得付出代价，而不是摇身一变招安成为官军继续作威作福，这样反而促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应该不是“险”，为匪不受惩罚使其没有任何风险的康庄光明之路。

打击土匪民众都是拍手称快，当然是拥护的，但是袍哥这个伪善的所谓代表下层民众利益的组织处置起来就有些麻烦，特别是城镇地区聚集甚众，极易造成大的动乱，而骚乱受损害的最深的往往是无辜的民众。

陈键锋解决土匪的同时，已经蓄谋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解决袍哥问题，那就是继续在川东和新占据地方组建基干民军，哪怕是采取抓壮丁的方式也尽快的将轻壮集中起来，不为自己所用至少不能为他人所用。

但是在川东地区群众基础已经不错，那里的基干民军迅速的成为陈键锋的力量，即便是新区的基干民军也由于集体生活军事化管理，又接受文化教育和相当高的生活待遇反而对这种生活有了认同感。

而这些年轻人的去向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动议，就是四川即将兴建的诸多的工矿企业以及城市管理运行保障的诸多部门，当然更少不了军警职员等职位，这让这些出身农家的年轻人更是对前途充满了憧憬，所以基干民军尽管组建时日不长，可也成了陈键锋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也使得陈键锋在四川的力量绝对的强大…<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