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神吗？

如果被这样问到的话，我安德烈?S?加里宁只能如此回答：曾经不信，渐渐地变得相信起来，然后又不再相信了

即便是在无神论的社会中所接受教育，仍多少学到了一些值得爱的东西，最后却全部被夺走了。我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你相信命运吗？

如果被这样问到的话，我的回答是矛盾的：

曾经相信，渐渐地变得抵抗，然后又变得相信起来

神也好，命运也好，究其本质，两者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概念。也可以说几乎是等价的。对于这样的两个概念，我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是不是很矛盾呢？也不能一味地这么想。矛盾正是使这个世界转动起来的压倒性的真理，也是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的要素之一。

部下们都把我看作是谨慎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我和泰斯特罗莎上校、马度卡司中校是同一种类型具有作为一名领导者所不可或缺的素质的人。不管有着怎样残酷的过去、也绝不为悲观所诱惑、同时也不抱不切实际的乐观,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的人们。没错，我本该属于这种人中的一员。

但是错了。事实并非如此。

以前的我，现在的我，已经败给了命运。我只不过是一个挣扎在湍急的激流中而精疲力尽、好不容易才抓住一根突出于岸边的枯枝的男人。

命运

超越了人的智慧、狂乱地冲刷着一切的这一傲慢的思想。或者完全是思想的反面。那个少年也似懂非懂地感觉到了它，开始反抗。

在我和他之间的关系里，应该也存在着一些超越了偶然的东西。只不过感觉到这些的，只有我而已。

我和他的初次相遇，是在比永久冻土更北端的、无尽的零下温度所支配的茫茫大海中。

北冰洋的海水中。

大约是13年前的事。

那是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联邦之间的关系再度燃烧起来或者不如说是冷却下来的那个时代。面临着数千枚战略核导弹将全人类一扫而光的危险。全世界都成了东西两大阵营

的沉默的战场。对于无人居住的海洋也不例外。不，不仅如此，那里甚至频繁地成为最前线。

冷战的冷冷的舞台。谁也看不见的战斗。即使是当事者也无法用眼睛看到真实情况的战场。偶然地，我站在了那里。

K-244。这是我乘坐的船的名字。

671RTM计划舰，或者シュカ型核动力水下巡洋舰。还被西方国家称为Victor3级。

这艘舰正担当着类似于美丽国的攻击型核潜艇的角色。虽然并未搭载有能攻击到美丽国本土的核导弹，但这是一艘担任执行此一任务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护卫、以及监视和追踪敌舰、在必要时候以确实的打击力攻击敌舰使之丧失作战能力的舰艇。

因为是一艘极其安静并且速度很快、索敌性能也很优异的新锐舰只，像K-244这样的舰艇经常会被分派到一些特殊的任务。横跨北冰洋、接近到北美大陆的沿岸地带在那里进行各种情报的收集工作。

通信情报或者电子情报。

还有其他种种。

对美军日常使用的通信环境或电子环境的痕迹进行收集，将其和潜藏于PENTAGON（美丽国防部）或NSA（美丽国家安全局）的苏联间谍所获得的情报进行比较，看是否一致。虽然危险性很大，却是很不起眼的工作。既有几天就结束的任务，也有长达数月的任务。

对西方的通信器材颇有研究、且精通西方数国语言的我而言，经常会有被派去和进行情报收集任务的潜艇共同行动的机会。

K-244虽然号称新锐，但也只是普通意义上的舰只，并不是像由超AI控制的、能在几乎无声的状态下达到50节速度的ThuahadeDanaan那种超级潜水艇。在制海权握在美军手里的海里，即使只是以10节速度移动也不得不采取麻烦的警戒措施和麻烦的机动、或者即使只是把情报收集用的天线换一个方向也要耗费半天的时间，这种事并不少见。

对于陆军出身、曾是特种部队中一名士官的我来说，连续数周被关在潜在零点温度下的海里的铁筒里，决不是一桩令人愉快的工作。在分不清昼夜的舰内起居，每30分钟整理一次情报收集器材所采集到的记录，同无聊的政治军官就党的理论进行毫无意义的讨论。当然不会给我这样的曾经的陆军士官分配高级的单人房间。狭小的床铺上的第2格，就是我全部的私人空间。

日子就那样继续着。

写打算在返航后交给妻子的信件、偷偷地读威廉?布莱克的诗集，这种事情成为了我为数不多的乐趣。当然，写给妻子的信要受到审查，持有布莱克的诗集他是英国人本身也是一种渎职。

另外还有一件乐趣。K-244的舰长，谢尔盖?哈巴洛夫当时45岁左右，是个容易接近的大肚汉。

就像我的父称谢尔盖耶维奇所显示出的那样，我的父亲也和谢尔盖有着同样的名字。并且也许还因为我和他同是列宁格勒的同乡吧，从登舰第一天起就和他有不少话可说。据说他的独子出征去了阿富汗斯坦，所以他有很多事想向直到半年前还在那里的我打听。我在我所能回答的范围内，把所知的阿富汗的情况告诉了他。

哈巴洛夫舰长经常喊我一起吃饭，并且告诉了我很多各种各样的经历。对于陆军出身的我来说有些讽刺地，现在担任将校军官的我的决策，许多都来自于隶属海军的他的传授。

那一天的那个时候，我也正接受着他的好意、和他共进午餐。

甚至连当时谈论的话题也记得很清楚。关于糊涂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传说关于他留下的黄金的毫无根据的故事。正说到在他被处刑之前，把隐藏黄金的地点告诉了他忠实的近卫兵的时候，一名水兵走进房间。虽然水兵压低了声音向舰长报告着，但我却也听了个一清二楚。

声纳室的报告。有一架类似大型客机的机体迫降在东北10公里处的冰面上

我记得很清楚。

那名水兵的确是那样报告的。

后来才知道，正确地说是在东北北、方位零二三，距离大约11千米。

谁也不知道那架客机坠落的原因。即使是完全掌握了那片空域所有通信的我，也只能给出推测。

那架客机MUS113次航班是一架波音747，属于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武藏航空。这是从东京国际机场飞往安克雷齐，然后再转向伦敦的一次航班。那个年代，对于多数飞国际线的客机，没有二次加油就不能从远东直飞到欧洲。

那时北冰洋上空的天候的确很糟糕。但是我不认为那会影响到在两万米以上高空飞行的国际航班客机。当时西方的媒体都在谈论事故原因可能是飞机整备工作有问题或者机长突发精神疾病。至于这些究竟是不是直接原因，我不是航空事故的专家，无法给出评论。

仅就我所知的通信记录来看，那架MUS113应该是处于正常飞行状态的。然后，发生了异常。第三发动机突然起火，左边的主机翼的一半发生了脱落。深度贯彻了安全性的波音747飞机虽然被设计成在那种状况下仍能继续飞行，但不幸还在继续。左边的水平尾翼也失去了功能。

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是由于脱落的主机翼撞上了水平尾翼，或者是对油压系统造成了不可见的损伤。

我通过K-244的无线通信，听到了努力保持冷静、拼命抑制住慌张的113次航班的机长的声音。

机长名叫堀田。

尽管堀田最终在那次事故中遇难，却仍旧被没有责任感的日本媒体说成事故的主犯，但他在发生事故之后的操纵可以称得上是英雄般的行为。因为他成功地将即使在空中发生解体也丝毫不奇怪的机体，从几乎无法操纵的状态奋力扭转成迫降的局面。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恶劣的天候的原因，他的飞机发出的通信，全世界只有K-244接收到了（并且更加可惜的是，克里姆林宫决定对这些记录进行永久封存）。后面还会讲到，由于无法回收飞机的黑匣子，事故的真正原因恐怕永远也没有人知道了。

总之，回到事故当时。

我和声纳室的老兵对照了一下互相的情报，得出113次航班仍困在北冰洋的浮冰上的结论。因为尽管迫降时的冲击很激烈，但既没有记录到大的爆炸声，也没有观测到有飞机压破冰面沉入海底的声响。

不仅如此，甚至机内还可能留有幸存者。

虽说是在北冰洋，但事故地点的浮冰并不厚。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可以很容易地想象，飞机很可能会沉入海中，或者在那之前就被海上的糟糕天气零下温度的暴风雪所伤害，对可能的幸存者造成残酷的致命一击。

完全无法预测美丽国或加拿大的援救队伍何时会到达事故地点。并且对于西方来说，这时应该还无法把握客机是否已经坠落、以及坠落地点究竟在哪里。

舰内的士官们都主张采取救援行动。即使没有幸存者，也应该尽力收集一切能收集到的情报。

政治军官这是他的工作，所以也不太好指责他当然对此持反对态度。K-244正处于高度机密的情报收集工作中，在外界看来不应该存在于这片海域。请示北海舰队司令部，得到了禁止一切通信的命令。

但是，在那架113次航班周围数十公里内的人类，就只有我们K-244的乘员了。在进行了5分多钟的讨论之后，哈巴罗夫舰长对全体人员宣布：

原速前进。右舵。方向030。

舰长无视司令部的命令，选择了进行援救。那是他在明知这种行为会对他的事业造成多大损害的情况下作出的决断。

K-244于90分钟后到达事故发生海域。

哈巴罗夫舰长首先让舰体浮到紧贴浮冰下缘的位置，升起潜望镜。舰长向沉默地站在发令室一角的我招了招手。

（曹长，你来看一下）

舰长说着，叫我朝潜望镜里看去。之所以让我看的理由很明显。因为在这艘舰内，从阿富汗回来的我是最有目击过坠落飞机的经验的。

虽然我是第一次看潜水艇的潜望镜，但也绝不会觉得有趣。我看到的冰上的风景，是昏暗的蓝灰色的天空和卷着雪花的狂风，以及浮在冰上的黑黑的一块什么东西。虽然时间尚是白天，但天几乎完全是黑的。

（倍率怎么调？）

（那个按钮）

顺着舰长的手指所指，我调整了潜望镜的倍率。

虽然由于猛烈的暴风雪的缘故看起来显得很模糊，不过那黑黑的一块的确就是客机。是波音公司的747型飞机。好不容易看出机体表面有MUSASIAIRLINE的文字。

113次航班的机体上，主机翼的后部折成了两半。机体前半部分以右倾的姿势半埋在冰里，后半部分横在离开目测距离约400米的地方。脱落的引擎和碎片散落在四周。

（比想象的还糟糕啊）

（是的，不过好像没有发生大火）

（你觉得会有幸存者吗？）

被折断的机体的前半部，有一部分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只能令人产生悲观的感想，但是后半部仍旧保持了原来的形状。除了尾翼不见了之外，看上去受到的损伤较轻，并且最要紧的客舱部份还残留着。在许多航空事故中，幸存者比较多的果然还是机体的后部。在阿富汗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次事故看来也不例外。

我从潜望镜前离开，把这些想法告诉了舰长。

（我知道了）

哈巴罗夫舰长收回潜望镜，沉思了一会之后，命令舰员们让舰只接近到客机的后半部，破出冰面。

（首先搜索一下后半部）

舰长一边摘下帽子摸着头顶，一边说。

（恐怕里面已经很惨了。必须挑选习惯了尸体的人去。你能去吗？）

（是）

我立刻回答到。

（先派4个人过去。如果危险的话马上回来）

（其他人选呢）

（由你来挑选。两个有力气的水兵，再加一个士官）

（我知道了）

我马上转身离开了发令室。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舰内生活，我已对主要船员的能力和经验有了大致的了解，所以选人并没有花多少时间。首先决定带上机械部的奥斯金曹长。奥斯金出生于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煤矿工人家里，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并且头脑机敏、观察力敏锐。和他商量之后选出了另两名水兵，在快速准备了一下装备之后，我们走出了浮出水面的K-244。

三人一起穿着quan套防寒服从狭窄的舱门里把橡皮艇拖出来的工作简直让人骨头也断了。外面的风雪很大，寒气不断地从头巾和护目镜的缝隙里钻进来。在这种天气下待上两小时的话，即使是无病无伤的人想要活下去也是很困难的吧。

吃力地从K-244来到冰面上后，我们徒步向迫降飞机的后半部走去。走在最后面的奥斯金的身影在暴风雪中显得很模糊。天气比从潜望镜里看的时候还要恶劣。

也许是感觉到了相同的事，一个水兵说出了不安。他委婉地向我提议也许还是回去比

较好吧，奥斯金却拍了拍他的背，说说什么蠢话，快前进。

靠近之后一看，113次航班的状况比预想的还要来得糟糕。机体后部的那一边的外壁破裂了，寒风直吹进客舱里。

后面的水兵不小心绊到了什么硬东西，摔了一跤。他夸张地发出一阵小小的惨叫。绊倒他的是已经被冻成冰棍的人的下半身。

让陷入轻度恐慌的水兵们安下心之后，我们沿着机体的周围观察着，用登山绳从机体断裂的横切面进入客舱。

客舱里简直就是地狱。

靠近机体前部的座位上，满是惨不忍睹的尸体。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尸体早就在零下环境里被冻成冰块，没有发出半点难闻的气味。即便如此，一个水兵还是忍不住摘下面罩吐了好几回。吐出的东西也慢慢在地面上冻结起来。

机体最后部的状况还比较好，一个个座位上坐着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一般的乘客。

（果然还是不行啊）

奥斯金低沉着声音说。

（没有幸存者。去机体前半部找找看吗？）

可能的话我想获得一些成果。幸存者，或者是飞机上的声音记录仪。只要能确保了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多少能给违反了北海舰队司令部命令、让潜艇上浮的哈巴罗夫舰长一些帮助。即使不算人道主义方面的理由，祖国也能在面对西方政府时多些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在手电筒照射下的客舱，只是一个回响着风声的死亡世界。

不。

我从这死亡世界里发现了生命的痕迹。我觉察到在客舱后部的右舷，有一排空座位。是3个人的座位。调查了一下，机内杂志不见了。两个座位的靠背被放了下来，另一个座位上留有些许血迹。

一些人可能在迫降之后离开了座位。

我们又仔细检查了一圈客舱，用不输给风声的声音不断地喊着有人在吗。没有回答。即便如此，我们仍没有放弃，搜索了客舱下部的货物舱。货物舱由于坠落的缘故扭曲得很厉害，穿得严严实实的我们想要下去很困难，但在手斧和油压式千斤顶的帮助下，总算钻了进去。

（安德烈同志，这里）

（嗯，风很小）

这块地方塞满了被压扁的集装箱，把内部空间和外面的暴风隔绝开来。虽然还是冷得和在冰箱里一样，但体感温度却比刚才上升了近20度吧。

他们就在货物室的深处。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以及一个孩子。那3个人用所有能找到的毯子和衣服把自己包裹起来，挤在一起。

男人已经死了。好像腹部受了重伤，并且流了很多血。20多岁的东洋人。死因是失血过多和低体温症。大概是他带着伤把另两个人带到这个能避寒的货物室里来的吧。

东洋女人和小孩还有气息。是死去男人的妻子和孩子，还是偶然坐到一起的互不相识的乘客，这一点尚不知道。女人和孩子只是被死去的男人庇护着，蜷缩在货物室的角落里。

女人也很年轻，看上去20多岁。事后想来，她应该是母亲吧。在已经变冷的男人的身子下蜷着身子，仿佛守护着孩子一般。是个长着黑色的长发的美丽女子。我用英语问了声没事吧，她只回答了一句救救孩子。根据她的发音，我判断她是日本人，于是又用日语说：

（好的。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从加入特种部队那一刻起，我就一直通过GRU学习各种语言。日语也是其中之一。70年代曾在东京的苏联大使馆有过一年的工作经历，另外也参加过好几次违法的活动。根据能自如使用日语的KGB间谍的说法，虽然我的发音完美地近乎于当地人，但词汇的使用却很僵硬，就像是挺着胸膛的士兵的感觉。

若要更正确地再现出当时从我嘴里说出的话语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来救你们）

尽管用词很奇怪，她还是放松地长出了一口气。把由于极度的寒冷而极其衰弱的孩子朝我们递过来，又用日语说了句请救救孩子。

那孩子大概只有3到4岁。一开始以为是个女孩子，不过却是个男孩。怀抱着一个戴着礼帽的微微发胖的老鼠一样的玩偶，不安地看着我和奥斯金。

（不要紧的，小家伙。和叔叔一起到暖和的地方去吧）

奥斯金说着，连同包着他的毯子一起把他抱起来。那孩子害怕离开母亲的身边而突然哭了起来，在奥斯金的手臂中挣扎着。

（妈妈）

那孩子用日语叫着。

母亲那边尽管那时已经极度衰弱，仍旧用整个货物室内都听得到的声音对她的孩子说：

（别哭了，いきなさい）

虽然日语很难，但有时却也能让人感受到深切的含义。现在便是如此。她说的是去吧还是活下去？我不知道。也许，两种意思都有吧。

然后，就在那之后，传来了那个声音。

一开始是很轻微的、类似碳酸饮料的气泡的声音。但是，不久那声音就变得愈来愈大、愈来愈广，不知何时竟变成了像响彻演唱会现场的掌声的声音。

是冰破裂的声音。飞机正在下沉。

即使是处于这冰点下的暴风雪中，冰面也承受不了飞机的重量。

一刻也不能犹豫。

带着伤者通过这即使一个成年人也很难过的货物室，是桩比来时更艰苦的事。从慢慢倾斜的货物室里，3个人用登山绳把母亲拉出来，奥斯金则抱着孩子爬出来，这时，掌声一般的

声音几乎变成了轰鸣声。

天花板开始扭曲、裂开，机体开始沉入冰点下的海水中。不停地传来穴销被崩断的声音。我们跌跌撞撞地滚着爬着从坠落的飞机里出来。

跳到摇摇晃晃的冰面上之后也仍然不能放心。磨磨蹭蹭的话，承载着我们的冰也会变成碎块，和飞机一起被拖进冰冷的海水里去。

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让抱着孩子的奥斯金先走后，我和一个水兵架着那位母亲，想要跳过一条冰裂缝。这时，我们脚下的冰剧烈地倾斜起来，裂成了两块。我好不容易才用登山锹撑住冰面，没有掉下去。

但是，水兵和那位母亲却不同。

两个人朝冰的裂缝中滑去，马上就要被冰冷的海水吞没了。水兵陷入了恐慌状态，拼命地叫喊着什么，但是因为轰鸣声太过响亮，并且他说的是家乡的乌克兰语，我什么也没有听清。那位母亲可能连发出惨叫的力气也没有了吧，只是无力地抬起眼睛看着我。

伸出手去的话，两个人中还是能有一个人得救吧。

只有一个人。

在连对方的脸也看不清的昏暗和激烈摇晃着的视野里，留给我的时间只有那么3秒钟。

只有微不足道的3秒钟。

结果，我向水兵伸出了手。因为他离我近了仅仅那么2英寸。并且他才刚20出头，和这次事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家乡还有家人和恋人等着他。另一方面，那位母亲的腹部受到了严重的撞击，从症状来看，好些内脏都受了伤。还有低体温症。即使牺牲水兵把她带回去，以舰内的医疗设施究竟能不能救活她，很难说。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抓住挣扎着的水兵的袖子，总算成功地拉住了他之后，我越过他的肩膀看着她。看着正横着滑下裂开的冰面，即将被张开血盆大口的大海吞没的她。也许早就没了那样的力气，她既没有发出叫喊，也没有表现出恐怖和绝望。只是从容地接受了留给自己的命运，掉入了黑暗的深渊。那姿态甚至令人感到某种幻觉般的美丽。

她没有看我。她看着在我背后更远处的奥斯金他们。看着被奥斯金抱着的孩子的眼睛。微弱地蠕动着失去血色的嘴唇，她最后说了一句什么。

战斗下去

这是我根据嘴型猜测的。

然后，她便被吞入黑暗之中。那之后也没有再浮上来。

（同志！快点！）

奥斯金他们喊着，把登山绳朝着这里扔过来。连默哀的时间都没有，我们从渐渐下沉的飞机里拼命逃了出来。

结果，连探索飞机前半部的时间都没有。仅仅是在把唯一幸存者的少年带到K-244上的时间里，机体前半部也开始倾斜，当我们到达船上的时候，随同一阵轰鸣声沉入了北冰洋。

穿过舱门来到舰内，把少年托付给军医之后，总算可以脱下防寒服了。因为没能救出那位母亲，我们都很消沉。疲劳是极度的，全身都冻僵了。代替那位母亲被我救上来的水兵，陷入了轻度休克状态，不停地在嘴里嘟哝着责备自己的话语。

（本来都已经救出来了）

（要是我死了就好了）

（我真是见死不救）

那些话语同样刺着我的心。应该受到指责的并不是他。进行抉择、作出决定的人是我。

安慰这名水兵的任务对我来说无法完成。在奥斯金耳边说了声他就交给你了之后，我走了出去，向隔壁舱室走去。走到医务室旁时，正好碰见哈巴罗夫舰长从通道上走来。

（听说坠落的飞机已经完全沉没了）

说着，舰长把随身带的伏特加的瓶子朝我递来。

（喝吧，你的脸色跟死人一样）

（是）

我听从他的话，喝了一大口。随着灼热的液体沿着喉咙滚下胃袋，我总算发出一声听上去还像人类的叹息。

（只救出了一个人）

（已经足够了。你做的很好）

舰长拍着我的背，说。

（那孩子的情况怎么样？）

（我也正要来看一下。你也一起来吧）

（是）

走进医务室，我默默地听着舰长和军医的对话。似乎少年受到的冻伤并不严重，手指等处也没有会留下后遗症的担心。现在已经安定下来，睡着了。

（是日本人吗？）

（恐怕是）

（知道身份吗？）

军医耸了耸肩，朝我看来。

（请让我看一下他带的东西）

听到我的请求，军医用下巴指了指放在桌上的少年的衣物和玩偶。

（就那些）

大概送进医务室后用剪刀剪开的吧，衣服都变成了碎片。调查了一下，发现在长度到膝盖的短裤内侧贴着一块布片，上面像是写有姓名。字是用签字笔写的，用假名这么写着：

さがらそうすけ(相良宗介)

只有这个。

没有其他能表明他身份的东西了。

两天之后，K-244奉命向北海舰队司令部的基地返航。虽然有些担心军队和**将会对违反命令进行救助工作作出怎样的判断，不过航海本身却很平稳。

作为舰内唯一懂日语的人，我兼任了军医的翻译，担负起看护那名少年相良宗介的任务。

一开始，少年对我的呼唤不理不睬。也许是吓坏了，坠机事故果然在他心里留下了创伤。

他真正开始开口说话，是在那次援救之后第4天的早晨。我像平常一样，把所有问题和安慰的话语挨个说了一遍。

肚子饿了吗？

有什么想要的吗？

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别担心

相良宗介还是没有任何回答。我摇着头，几乎就要投降了，向床另一侧的折叠椅中坐去。但是大概是因为通宵整理接收到的情报的关系，积聚了不少疲劳吧。我在湿滑的地板上滑了一下。危急中一把抓住桌子，总算没有摔倒的我的姿态，从旁人眼里看来应该显得很滑稽。但是，即便如此相良宗介也没有笑一笑。他认真地注视着耸着肩膀竭力作出可笑样子的我，说了一句话：不要紧吧？

（嗯，不要紧）

我惊讶地回答。

（你也没事吧？）

顺势我也问了他一句，宗介说：

（妈妈在哪里？）

我语塞了。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才好。

（你的母亲）

（死了吗？）

沉默了有大概几十秒吧。最后还是没办法地，我承认了。

（是的。她死了）

他没有马上哭出来。一时间，紧抱着破破烂烂的玩偶，仿佛他正以他那幼小的心灵玩味着我的话。

（我也要死。妈妈太可怜了）

终于他嘴里轻轻地说道，眼泪滚下脸庞，哭了起来。我只得静静地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虽然可以想起各种常用安慰用语，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因为让他的妈妈去了远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即使现在以客观的态度来考虑，我的决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但是，即便如此，幼小的少年以他的言语在我的心里投下了一片阴影。

也许，可以做的更好一点。

这一事实经常使我自责。对于他，我感受到了无能为力的失败。当然，他自己大概对此事一无所知吧。

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把当时的真相告诉他。他甚至不知道当时在场的人就是我。

即使有认为我不诚实的责难，我也会毫无怨言地收下。

但是，我说不出口。

人们总是误解我。

即使同时具有战士和指挥官的技能和经验，我也只不过是那种程度的男人罢了。

在回到港口之前，我和他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

他曾经生活的城市。他的母亲做的料理。在家附近出没的猫咪。这些如同碎片般的杂事。虽然具体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里、在怎样的家庭里被抚养长大，但是可以想象出他曾沐浴在双亲对他深深的疼爱之中。

他把我喊作安大叔，我则叫他宗介君。考虑一下现在和他之间的关系，甚至能感到某种程度上的幽默。虽然我也讲了些我自己的事，不过同其他绝大多数的对话一样，大概他都不记得了吧。

宗介绝不放开那个玩偶。在回到港口之前，我曾就此嘲笑他说像女孩子似的。但他仍不肯放手，盯着我，说：

（不要你管。我会保护它的）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最终是由出生后的过程和经历决定的。不过，至少他看上去是作为无限接近善良的人出生的。

他并不强大，不仅如此，甚至对争执和战争感到害怕。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相良宗介是个非常温柔的孩子。

随着K-244回到司令部，我的任务也结束了。但即便如此，包括我在内，所有船员都被命令不得上岸，在舰内待机。只有哈巴罗夫舰长一人被叫去司令部，从舰上离开。

在舰长不在的一段时间里，一名将校级军官带着几名士兵来到舰上，把相良宗介带走了。随同的有一名精通日语的KGB将校军官，用逗猫似的声音对宗介说来，过来。

我当然没有任何阻止的权限。并且我也不认为我为之辛苦献身的党和军队会对这幼小的孩子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我仅仅挥着手对他说不要紧。精神点，送那不安的少年离开了船。

哈巴罗夫舰长最后没有回到K-244上来。不仅如此，我再也没能再见到舰长。在港口内待机的第2天，我被带走哈巴罗夫的同一群人叫出去，从船上下到港口。到达司令部后，还没有听到任何犒劳的话语，就受到了严刻的讯问。

几乎连睡觉也不被允许，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将校们不停地提出问题。

说明一下当初交给你的任务。为什么放弃了那个任务。舰内表示赞同的还有谁。舰长那时候是怎么说的。如何说服了原本反对的政治军官。除那孩子之外真的没有其他幸存者了吗。你为什么没有向舰长提出反对意见。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吗。

在讯问过程中，我隐隐察觉到了哈巴罗夫舰长曾向他们作出所有的决定都是我一个人作出的，包括卡利宁在内的全体船员没有任何责任的说明。那就是他的意思吧。我不断地给出暧昧的回答，3天后被释放。做了该做的事，尽管很少却也救出了一名幸存者，但我们却没有因为这而受到任何赞赏。因为这件事，其他受到同样讯问的K-244的船员们都受到了打击。

虽然听说哈巴罗夫中佐被解除了舰长职务调往远东舰队但事实应该并非如此。大概被送到了西伯利亚，过着辛苦的生活吧。

回到了列宁格勒的家，忍受住同平常一样的妻子的抱怨，我开始收集所有能收集到的新闻消息。

坠落的武藏航班仍旧在北冰洋行踪不明。全体机组人员和乘客一人不剩地，所有人都令人绝望，事故原因和迫降地点也仍不清楚。

苏联政府没有要公布事故发生时附近有一艘海军潜艇的意思。全体船员都被下了封口令，K-244的该次航海被当作不存在，当然，相良宗介的生存也没有被报道。

后来，我找到了当时日本的报纸，在死亡者的名单中寻找相良这个姓。但是很奇怪地，没有一名乘客叫相良。

是父母已经离婚了，还是私生子？或者是那缝在衣服上的名字本来就不对，而他也没有更正如此称呼他的我？这些都无法得知，总之由于没有一名乘客名叫相良宗介，使得我想要找到他的亲人的努力几乎变成不可能（并且当我能自由地踏上日本国土的时候，那次事故早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淡薄了）。

为了一个大国的方便，那名少年被当作不存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很长时间内我都无法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