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吴永成在前世的时候，专门收集过过一些资料，也就知道得比较详细一些。

在八十年代官方公布的一些数据，人们知道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地右派分子，共有五十五万左右。实际上的这个数字，远远不止五十五万。而是将近三百一十八万人，还有近一百四十四万人被划为“中右”。

那次的“反右斗争”，是通过当时的一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借“鸣放”来“引蛇出洞”的。

当时，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按照中央的安排，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的《人民日报》表一篇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各个阶层的人提出各种意见。

用那位伟人地话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尽管如此。但人们还是心存顾虑，站出来提意见的为数不多。

之后，在全国大小报纸地鼓动下、各级领导的动员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工人、干部怀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但随后，噩运就降临了。

中央的那位伟人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m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地，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接着而来的，就是在全国各个单位深挖右派分子：只要你提过一点意见，或者说过对党稍微不满的一句话，那铁定会在头上增加一顶“右派’”分子地帽子。

那是中国辽阔的大地上，被逮捕、改造、下放的知识分子遍布四面八方。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直至到了一九七八年，那些所谓地“右派”分子才得以平反、昭雪，才得以走上了正常人工作、生活的轨道。

可是，那二十二年的改造，对这些无辜者来说，不仅仅是**和精神的摧残，也是让人痛不欲生的青春年华的损失，甚至于不少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想不到杨总工也是那时候的‘右派’？真是命苦呀！”胡云珍听到这里，不禁感慨地说：“五七年的那个时候，吴县长估计没有经历过，我那会儿也就十四、五岁了，懂得一些事情了。听老人们常说，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一些为老百姓们说了实话的好人，也都是有本事的人。唉，都受了老大的罪了。”

吴永成却知道，杨志杰能被下放到这里来当一个普通工人，也算是一定程度上走了运了。他前世看过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其中包括一些报告，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惨死在那个时代。J省的人们一贯心肠善良，杨志杰能有那个结局，说不定也是当时的人们照应的结果。

“说实在的，比起我当时的不少同类来，我还算是幸运的。”果然杨志杰又喝了一杯酒后，脸上现出一种劫难余生的万幸表情：“到了你们J省以后，无论是领导，还是工人兄弟们，对我也很照顾，基本也没有吃多少苦头。只是苦了小曼了。我们当年刚刚结婚，她就有了身孕，一个小姑娘家的，受了我的牵累，跟着我跑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水土也不服，受了不少的苦啊！”

“我苦算什么？只是苦了我家的小三儿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袁曼丽听到这里，想起了以前过的那种日子，此时再也忍不住了，憋屈在心里多少年的那个情结，一下子爆了，“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随即掩面飞离开了饭桌，跑到里屋、把门一下子关上，但还是从里面传出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叫声。

酒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因为这个变故而冻结住了：杨志杰也痛苦地捂住了面孔，面部肌肉不住地抽搐着，不难看出他内心深深的痛楚；胡云珍则目瞪口呆地愣在那里，他没有想到，怎么一顿饭吃出这么一个结果来，他扭头看了看吴永成，吴永成却是若有所思地给自己斟了一杯酒，独自一仰脖，灌了进去。

“杨总工，你不是说你只有两个孩子吗？怎么，刚才你的爱人说，只是苦了你家的小三儿了？这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