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关注着战局发展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此时也已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临时转设到上海日本总领馆内的派遣军司令部几乎等于是前推到了第一线。而在这里，松井大将迅速下达了上海派遣军最新的作战命令－召开临时作战会议。

包括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海军中将、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价七少将在内的上海方面日军诸多高级将领此时均先后抵达总领馆，参加这次临时召开的紧急作战会议。

天色已经渐渐发亮，看着远处那已然露出点点黎明前的曙光的天边，松井石根大将独自凭窗而立。对于日本国内的局势，这位从预备役中被启用的陆军大将比谁都要洞若观火。尽管说是当局者而迷，旁观着而清，然而在松井石根眼里，日本与中国之间已然不存在什么旁观、或是当局者这样的说法。因为旁观者本身也是当局者。

自从1894年的日清战争之后，明治大帝时期确立下的中国大陆政策便一直没有改变过。然而尽管已经在东亚成为新的霸主，可是日本却从来都没有能够真正的得到过什么。

1894年的那场战争，虽然日本军击败了清国，通过黄海海战，击败了清国最为强大的北洋舰队，经由朝鲜半岛，一路而推，直至攻入清国之东北地区。可是最终到头来，日本仅仅是为他人谋做了一件美丽的嫁衣。

山东利益，为德国所获得；满洲之利益为俄罗斯帝国所得到，甚至参与在日清战争中调停的英、美两国都从腐朽的清国政府手里攫取到了足够多的利益。可是日本却得到了什么？

台湾及澎湖列岛，马关春帆楼的那一纸条约，使得日本在1895年4月17日这一天，获得了对清国的第一场胜利，根据《马关条约》，日本从清国手里得到的并不仅仅是土地，还有那两万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而这笔赔款，又成了日本现代军事、经济发展的源力。

而这一切，只不过只是区区小利罢了。

1895年‘乙未事变’，朝鲜王国的明成皇后被弑；1897年高宗李载晃登极为‘大韩帝国’皇帝；1906年日本设置朝鲜统监府，伊藤博文为第一任韩国统监；1907年，因向海牙和会派遣秘使，寻求国家独立，高宗被勒令退位由纯宗登位，《第三次日韩协约》朝鲜成为了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大韩帝国灭亡，驻韩统监府改制为朝鲜总督府，也就是这一天开始，日本真正的获得了自己在东亚的主导权。

如果不是1902年的‘英日同盟’的确立，也许日本将不会在1904年发动对俄罗斯帝国的‘日露战争’。当满洲的土地上留满了日本士兵们的鲜血，当旅顺203高地和军神－乃木典希大将共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当东乡平八郎大将的联合舰队取得对马海战的时候，日本真正的为世界所重视。

而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和美、英、法、意四国共同成为‘五强国’主持和会的时候，日本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可以用战争的手段获得他们想要得到的利益。

然而随着日本在日清战争中的胜利，中国却不得不回头来思考问题，虽然之前的每一场与西方欧美国家之间的失败，都没有能够冲击到这个古老国家的以北京为中心的一元世界秩序的旧观念，可是1894年的那场战争的失败，却是让这个垂老的帝国终于彻底的放下了自我。

松井石根和所有的日本军、政、文化、宗教界的人士一样，都有着一定的汉文化水平，在日本，无论是书法还是茶道，无一不在深受着中国汉家文明的冲击。而这一点，也是中国人所最是为芥蒂的。曾在上海担任过武官的松井石根自然明白这一点。

对于多数的中国统治阶层的人士来说，战败于一个曾经被他们称之为‘东夷倭国’的弹丸小国，是这个帝国最大的耻辱。

而长久以来，，怎样才能摆脱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成了多数人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无论是间岛地区问题，还是安奉铁路问题、又或是抚顺露天富矿问题，直至后来的营口－大石桥铁路问题，都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在更加的激化。因为这些冲突都毫无疑问的刺激到了中日关系，虽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以日本为榜样，立志改革，可是与此同时清国的改革派的官员也在呼吁反对日本的扩张。所以毫无要提问的一点是，中国民族主义在成长、日本军国主义也在成长。而日本也渐渐的在走向帝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