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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知道罗龙文指的是孙子严绍庭恩荫为锦衣卫百户一事，叹道：“东楼此行出力甚多，得领圣恩进秩两级，倒也罢了。惟是老朽并无寸功，辱蒙颁赐加禄及恩荫劣孙，实在受之有愧，更深恐招致朝野非议。奈何再三恳辞，皇上终是不允。此固人君之浩荡天恩，为人臣者却不免有愧于心……”

罗龙文热烈地反驳道：“小侄要斗胆驳世伯一句，皇上巡幸边镇、校阅六军，其后又以万乘之尊巡幸草原，招抚蒙元诸部，北虏顺应天心，俯首称臣，此乃我大明开国两百年之一大盛事，诚为人君威加四海，仁服天下之巍巍圣德所致使，然则内无世伯慷慨任事，辅佐尚在幼冲之年的储君调和阴阳、料理国事；外无世兄不避斧钺，时刻随侍圣驾左右以咨顾问，千秋之业、万世之功能否奏成，尚未可知矣！再者，皇上天聪明敏，慧眼识英，怎能一任绍庭世侄这等忠勤敏达之英才俊杰久藏于草莽之间，而不从速罗致于朝堂之上为家国社稷效力？”

严嵩淡淡一笑，显然是对于罗龙文这样不遗余力的吹捧毫不在意，更不想再听这些了无新意的阿谀之辞，便转移了话题，问道：“那么，你对杨继盛上疏被贬谪一事怎么看？”

杨继盛何许人也？嘉靖二十六年的新科进士，却在琼林宴上向皇上进献了一副《流民图》，揭发山东莱州官府隐瞒上年水灾灾情，以致饿死治下众多百姓之事，皇上震惊不已，拂袖而去，司礼监首席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黄锦为给皇上出气，指使提刑司太监把他暴打一顿，连腿都打折了，引起了参加琼林宴的新科进士们的不满，险些酿成一场大乱子。随后朝廷经过调查，杨继盛的陈奏属实，皇上亲自向他作揖赔罪，把他的科名从三甲一百三十五名提到了二甲四十六名，赐进士出身，授礼部观政。而山东官场则被一锅给端了——正四品莱州知府和两个县令在当地凌迟；山东巡抚、布政使、巡按御史和其他涉案官员显戮弃市；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流三千里；山东通省其他官员一律降两级留用，罚俸半年。一个新科进士，甫入官场就掀起如许轩然大波，朝野上下都为之啧啧称奇，在慨叹圣明君父从谏如流的同时，都对这个杨继盛的胆量和风骨钦佩不已。

这一次皇上巡幸草原，招抚蒙元诸部，普天同庆，百官万民欢呼雀跃，都认为困扰国朝近两百年的北虏边患有望根除，惟独杨继盛上了一道疏，极言华夷之大防，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之人最是奸狡凶顽，断不可信其诚心归顺；甚至质疑国朝奉行已久的开设马市羁縻四夷的国策，说了许多诸如“互市市马者，和亲别名也。虏蹂躏我陵寝、杀戮我赤子，而先之以和，忘天下之大仇”；“以天朝堂堂而与‘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损国家之威望，失天下之大信，堕四方豪杰报效国家之大志”；“在我以为羁縻，在彼焉知非是欺我矣？”等等过激的话，并根据自己的想法，提出了禁马市、修武备、固边防、绝外患等治边之策。

历来据有中原者，北夷之祸便是心腹大患，自秦筑长城以来，言边事者多以北方为主，国朝也概莫能外。明太祖朱元璋定鼎之初，就曾对中山靖王徐达说“纵其北归，不必穷兵追之。但于其出塞之后，即固守边疆，防其侵犯耳。”这才有了明朝设边镇、建卫所、开屯田、创开中（盐法的一种措施，鼓励商人纳粮于边境换取盐引）等治边之策。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天子守边，北方边境危机越发显得重要，故有五次北征之举，但其基本边务政策，还是以保境安民为主，允许蒙古各部纳贡、互市。太、成两祖以降，历代皇帝都奉行惟谨。

马市可以互通有无，符合汉蒙两族人民的根本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数量有增无减，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日子一久，也暴露出了不少弊端：比如，蒙古各部不断提高马价，以劣马充好好，或强行搭配出售；各部酋首则对馈赠的要求越来越高，需索无度，国家财政日渐有不堪重负之感。而明朝这边商民也贪图厚利，擅自抬高货价，以次充好，边镇官吏也趁机克扣勒索，两族因贸易引起的纠纷和摩擦时有发生，经常由小摩擦发展成大的武装冲突。

对于蒙古各部，明朝手中的制约武器是停止互市，但停止互市，要有足够强大的武力做后盾，这是承平日久的边镇驻军所不能胜任的；而且边境不稳，边镇主军和各省客军常年疲于应付，不但耗费了巨额军费开支，更不利于整军备武。而明朝停止互市之后，蒙古各部就以武装掠夺为报复手段，但武装掠夺的代价很大，也不能满足各部真正的需要，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因此一段时间的战争之后，接着又重新要求开市。从宣德之后至嘉靖之前的一百多年，历代都是如此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