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苏州那些大户人家以刑部尚书许问达和前陕西布政使郑传恩两家为首，一边联手操纵粮市，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一边拼命压低田价，上好的良田最多只愿出到十五石一亩，全然没有一点体念国忧民难之心，更将仁者爱人的圣贤教诲抛在了脑后！

比之生在豪门富户的赵鼎，出身寒门的齐汉生更知道田地之于百姓的重要性，更知道无田百姓会受到那些豪强劣绅怎样的盘剥压榨。一听田价被他们压得那么低，立刻就意识到，若按自己的方略去做，苏州吴江等县的灾民把田都贱卖了，确实能暂时解决了眼前危机，也能推行朝廷改稻为桑的国策，那些大户人家赚得盆满钵溢，自己也能在朝野内外声名鹊起。可是，到了明年，那些没有了自己田地的百姓就没了生计，要么只能在大户的盘剥压榨之下苦苦捱命；要么只能离乡背井，沦为流民乞丐，这便不是他当初给朝廷提出“以改兼赈，两难自解”方略的初衷，甚至可以说，他的方略只能解了国计之难，反添了民生之苦，成为日后的致乱之源。倘若因此而激起了民变，论起根源，他齐汉生不但要被朝廷追责问斩，千秋万代罪名也会钉死在苏州，受到那些生计无着的百姓的唾骂！就冲这个，他也绝对不能同意那些乡宦士绅这么做……

问题是，“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是他提出来的，也得到了夏言和刘清渠两位大人的大力支持，已领衔上奏朝廷。倘若贸然改易，让他如何下得了台？又将恩师夏阁老和中丞刘大人置于何等可笑之地？

一点贪名求功之心，竟做出了这种作茧自缚的蠢事，不但使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还连累了恩师夏阁老和中丞刘大人，齐汉生真是追悔莫及。可是，以他名满天下的探花郎的智谋才情，也想不出什么能解脱困境的好办法，只好遵照赵鼎信中的指点，拿出知府和御史的身份，苦口婆心地说服那些乡宦士绅体念国计之难、民生之苦，不要趁灾压低田价。

照齐汉生的本意，苏州人稠地少，一亩良田丰年能卖到六十石稻谷，歉年五十石，今年遭了灾，田价也不能低于四十石一亩。可是，那些乡宦士绅都认准了这是个发财的大好机会，任凭他费尽口舌，也只肯多出一点，至多不能超过二十石一亩，还说松江那边田价已经跌到了十石八石一亩，他们肯多出一倍的价钱来买田推行国策，完全是仰慕齐汉生声震天下的才名清望，卖面子给他这个新任的府台大人，甘愿自家吃点亏，让利给那些刁民。

二十石一亩的田价与齐汉生的要求相去甚远，双方谈了多次，怎么也谈不拢，几次闹到不欢而散的地步。齐汉生终于看清楚了那些官场前辈、一方士绅的真面目，既是激愤难平，更是心灰意冷，索性就采取了地方官员惯用的一招：“拖”——尽管省里有议案让各州县尽快实施，可“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是他提出来的，如何阐释他说了还真算，省里也不好催他；加之他又是坐镇南京的内阁资政夏阁老的门生，椅子背后有那样强大的一座靠山，那些乡宦士绅轻易也不好撕破脸皮告到省里去。

买田之事就一直僵持着，齐汉生手头上有恩师夏阁老和中丞刘大人从省里调来的大批粮食，不愁缺粮发赈饿死了百姓，因而也就不急着推行自己的赈灾安民方略。可是，那些一心想贱买灾民田地的乡宦士绅却不干了——没有官府出面弹压，灾民如何肯愿意把自己赖以活命的田地以二十石一亩的低价卖给他们？若不赶紧买田赶插桑苗改种木棉，当年就没有收益，这可是一注大财，白白损失了实在让人肉疼；若是再这么拖下去，朝廷总会增拨粮食借贷给灾民赶插秧苗自救渡荒，那么，买田的事情也就黄了。几十年才等到的一个发财良机，就这么泡汤，岂不可惜？因此，他们便相约于今晚联袂来见齐汉生，要求他赶紧出动府里的兵丁差役，压着那些灾民卖田给他们，最好再能管住粮市，不许那些灾民私自购粮。跟以前一样，说了半天，齐汉生还是一言不发，若不是那个尚书公子许子韶仰仗父亲权势，出言不逊激怒了齐汉生，大概这位府台大人能一直跟他们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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